散了会，张姐单独找我，塞给我两百块钱，说：“小周，这次辛苦你了，这是给你的加班费。策划案的事儿，你也知道，我是领导，总得牵头负责，你的功劳我心里有数。”我看着那两百块钱，觉得特别讽刺，我跑前跑后忙了半个月，就值两百块？而且她还把我的功劳全抢了。我没接那钱，转身就走了，回到座位上，小陈给我递了个眼神，示意我别冲动。那天我第一次在办公室抽烟，是李哥扔给我的，他说：“年轻人，火气别那么大，在这儿混，得学会忍。你看我，忍了二十年，不也挺好？”我抽着烟，看着窗外的爬山虎，觉得它们爬得再高，也逃不出这栋老楼的围墙，就像我一样。
非遗展开展那天，来了不少领导，张姐穿着新买的旗袍，在人群里穿梭，跟每个领导都笑脸相迎，介绍展览的时候，把所有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连提都没提我一句。我站在角落里，看着那些我拍的照片、整理的资料，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小陈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说：“别往心里去，这种事儿多了去了。上次馆里办书画展，张姐把别人的画换了个框，就说是她策划的，不也没人说啥？”我点点头，喝了口水，水是凉的，心里更凉。
从那以后，我也学“乖”了，张姐再给我派活儿，我就慢慢干，不着急也不抱怨，她要抢功劳，我也假装没看见。李哥依旧每天喝茶看报纸，偶尔跟我聊几句家常，说他儿子快高考了，想考去省城，以后让他儿子千万别回县城，“这地方，窝人”。小陈还是老样子，话不多，但偶尔会跟我分享一些馆里的“秘闻”，比如王馆长跟哪个单位的女领导走得近，张姐为了评职称托了多少关系。我听着这些，就像听故事一样，只是这故事发生在我身边，真实得让人恶心。
夏天的时候，馆里来了个实习生，是个刚上大二的小姑娘，叫林晓。她跟我刚来的时候一样，充满干劲，每天早早地来，帮大家打扫卫生、倒茶水，张姐又把整理古籍的活儿推给了她。林晓干劲十足，每天蹲在仓库里，跟我当初一样，擦灰、登记，还特意去网上查了古籍修复的方法，找张姐申请买修复纸和胶水。张姐还是那套说辞，说经费紧张，让她“克服一下”。林晓不死心，直接去找了王馆长，王馆长听了，说让张姐“研究研究”，结果张姐转头就把林晓骂了一顿，说她“不懂规矩，越级上报”。
林晓委屈得直哭，来找我诉苦，问我这地方怎么这么奇怪，干个活儿这么难。我看着她红红的眼睛，想起了我刚来的时候，犹豫了半天，还是跟她说：“别太较真，这地方就这样，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你太认真，反而受委屈。”林晓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那以后，她也慢慢变“蔫”了，每天只是应付着干活，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了。我看着她的变化，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觉得这地方就像个大染缸，不管多干净的人进来，久而久之，都会被染成一个颜色。
有天晚上，我加完班准备回家，路过茶水间，听见里面有人说话，是张姐和李哥。张姐说：“王馆长下个月要调走了，听说要从咱们俩里面选一个当馆长，你可得帮我多美言几句。”李哥慢悠悠地说：“我倒是想帮你，可我姐夫马上要退休了，说话也不管用了。再说，你上次报的那个先进补贴，财政局那边都有意见了，我看悬。”张姐急了：“那怎么办？我为了这个馆长位置，花了不少钱呢！”李哥笑了笑：“别急啊，我听说新来的分管领导是我老同学，到时候我跟他提提你，应该没问题。不过，事成之后，你得帮我儿子弄个实习名额。”“没问题！”张姐立刻答应下来，声音里满是急切。
我站在门外，心里一片冰凉。原来他们平时看似和睦，背地里都在算计着这些。我轻轻走开，生怕被他们发现。回到家，我跟我妈说我不想在文化馆干了，我妈急了，说：“你这孩子，好不容易找的铁饭碗，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别人想进还进不来呢！”我跟她讲了馆里的事儿，她叹了口气，说：“哪都一样，职场不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我知道她是为我好，可我一想到每天要面对那些虚伪的面孔，要跟他们勾心斗角，就觉得窒息。
没过多久，王馆长真的调走了，新馆长不是张姐，也不是李哥，而是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一个年轻人，姓赵。赵馆长刚来的时候，就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说要“整顿作风，提高效率”，还让我们提意见。张姐第一个站起来，说馆里经费不足，设施老化，希望能申请点资金。李哥也跟着附和，说自己负责的资料整理工作需要帮手。我和小陈、林晓都没说话，我们知道，这些话都是场面话，没人会真的当回事。
没想到赵馆长还真动真格的了，他亲自去仓库看了那些古籍，又找我了解情况，我犹豫了半天，还是把张姐抢我策划案、李哥占着位置不干活的事儿说了。赵馆长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让我把整理好的材料给他。过了一个星期，馆里就贴出了通知：张姐因为“虚报补贴”被通报批评，扣了三个月奖金；李哥被调去了后勤，负责打扫卫生和安保；古籍整理工作由我牵头，给我配了两个帮手，还申请了专项经费买修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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