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顺化的事情死无对证，他自己又受了伤。于是没有受到任何追究，顺利回到河内。
到了河内他才知道，原来“常征”同志还未病故，只是病重得厉害，已丧失了行动能力，因而提前宣布辞去职务。
越南高层陷入到短期内的混乱，封锁了消息。各地实权军头纷纷回到河内，一时间，竟然没有人在意老山前线到底怎么样了？
死几个人又如何？哪里有人在乎。
裴顺化回来后，自然要去找“常征”做他的述职报告。他来到病房，只见到领导脸色发黑，很是虚弱。
他吃力的说出一句话。
“你见了余切，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真是当世文豪！乱世豪杰！”
听到裴顺化的话，“常征”同志立刻流露出向往的神色。
也许“常征”同志之所以要停战，就是为了使越南国内也诞生像余切这样的当世文豪，小国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才能攒出这么一位文曲星啊！
裴顺化不知道如何表述他和余切共事的经历：这种人在越南是没有的。
国父胡志明多才多能，像是天降猛男一样，但他既生的不够威猛，写的那些打油诗也不怎么样……像余切这类男人中的男人，本身就会使人欣赏他。
领导受限于病体，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反馈，只是略快的眨了眨眼睛。
“你再多讲一点，余切的事……”他又说。
于是，裴顺化把经历都一一道来，讲到余切带枪上前线时，“常征”两眼放光；他讲到余切写完，前线不少人看着慨叹时，“常征”同志木讷的望着天花板，似乎也准备长叹一声。
“余先生还讲过小国的民族性，他说，东南亚的许多国家是次生文明，靠别人来塑造自我认同。所以我们如此反复无常，令人发笑。”
于是，那声叹息声就在裴顺化的耳边响起。
也许这正是文化的磅礴伟力，它像幽灵一样，隐藏在民族国家的背后。当你忽视它的时候，就会爆发出破坏性的力量。
倘若小国无法壮大自身，构建起国族认同的话，自然而然要被其他上位替代的大国同化去。
胡先生为什么终生没有和曾雪明相认？
其实，这正是原因所在。
随后，有人告诉裴顺化，“常征同志最近一直《共同警备区》，每晚上都要听一些。我们念来给他听。”
听？
这是应当的。在老山前线，经翻译后的《共同警备区》已成为数万越南兵的回忆。
越南这个地方，长期缺乏优秀作家，战乱下又极度渴求文化作品……余切这种国际级的作家肯进来这个小池子，他的又不要钱，就像是霸王龙进了动物园，简直是横行霸道，一起上也不如他！
裴顺化没想到这就是最后一面。
当晚电视台忽然播报新闻，这位领导安然离世。随后河内为他举办了规格很高的葬礼。
裴顺化则因为此前和余切在前线慰问，被请到一件封闭的屋子里进行调查。他不能联络外面，每天只有报纸可看。这期间，裴顺化心态很好，一直查看新闻，研究自己什么时候能结束禁闭。
答案是积极的。
近来的新闻都指向一个事实：越南不会改变原有方针，友好会持续更长时间。
“常征”死后，全世界的媒体蜂拥而来，《日本共同社》派人在河内的街头采访。
日本记者问一个医院护士怎么看常征去世，对方直接回答：“我害怕又要打下去。”
两年前，同样是《日本共同社》，他们采访了一个24岁纺织女工，那个人麻木的回答“上面如何都一样，只希望下一个人能让生活好过点。”
十年战乱，越南工业产值比十年前还低，粮食要靠配给，通胀率年年飙过50%。
物资短缺，腐败泛滥，河内医院的点滴瓶是反复用的，病人买不到药，家属上黑市抢购维生素。
《共同社》发布的新闻上道：“一次重大转折就发生在我们面前，这个狭长的海岸国家，现在从北到南都意识到，经济是他们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他们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
河内用极短的时间就走完了从计划到市场，虽然前线那些人似乎才刚刚得到和平，但实际上，河内这边早已于去年就成立第一家外资制衣工厂。
这些举措实行之快，而民众接受的速度之快，甚至让人觉得这里早已孕育了一种决绝的力量，这些年的战争毁灭了这里最后一丝耐心。它的外在似乎仍然有余力，而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得知越南要改天换地了，《法新社》的记者们也来到胡志明市。
法国人曾殖民过越南，对这片土地很有感情，尤其是西贡（胡志明市）这个地方。几名法国记者前往西贡采访，却发觉那里的越南人对高层冷漠得可怕，态度甚至不如对殖民政府。
这群法国人在自己的报道中写道：
“我们来到了越南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西贡，越南老百姓把那些执着于打仗的领袖塑造为一个狂人符号，称呼他们为‘战争延长者’，为了他们自身的王图霸业摧毁了越南两代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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