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俊二最先听见的是一个孩子的名字。
“刘小满，十二岁。”老乡长捧着名册，声音发颤，“东沟镇北巷人，父刘成，母李氏。去年腊月初八，被宪兵队以‘通匪’为名带走，后无音讯。”
人群后头，一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妇人忽然往前挤。她头发花白，明明不过三十来岁，却像老了二十年。她怀里抱着一件小棉袄，棉袄袖口还缝着一块蓝布补丁。
“俺的小满不是通匪！”她跪在雪泥里，嗓子像被砂纸磨过，“他就是给八路送过一碗水！那天他从井边回来，说有个伤兵渴得厉害，他端了水去。就为这一碗水，你们把他抓走了！”
她猛地抬头，盯着山下。
“俺问你，俺娃呢？”
山下闭着嘴，没有回答。
铁算盘低下头，在账册里翻了几页，手指停住，脸色更白。
赵刚看了他一眼：“说。”
铁算盘嘴唇抖了抖：“腊月十二，北坡炮楼外……枪决五人。名册上只写了‘小犯一名’，没写全名。”
妇人像是被人抽走了骨头，整个人往后一倒。旁边两个妇女连忙扶住她。她怀里的小棉袄掉在地上，被风卷起一角，露出里面缝着的歪歪扭扭三个字：刘小满。
人群沉默了。
那种沉默比哭声更重，像一块磨盘压在每个人胸口。
赵刚慢慢站起来。
“记上。刘小满，十二岁。不是‘小犯’，是东沟镇北巷刘家的儿子。”
负责登记的青年咬着牙写下名字，笔尖把纸划得沙沙响。
山下俊二终于抬了一下眼皮。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把话吞了回去。苏勇一直盯着他，忽然发现这个日本军官的手在轻微发抖。不是冻的，也不是疼的，而是当那些被他随手抹去的性命重新有了名字、有了爹娘、有了衣裳和哭声时，他那套冷冰冰的军人外壳开始顶不住了。
接着，一个又一个人站了出来。
有老人拿出半截染血的烟袋，说他儿子被抓去修炮楼，累死后连尸首都不让收；有姑娘捧着一张烧焦的婚书，说未过门的丈夫被黄有财点名带走，从此没回来；有北沟的青壮揭开棉袄，露出后背交错的鞭痕，说镇公所里有哪几个伪军亲手拷打过他。
每说一桩，桌上的账册就翻一页。
每念一个名字，人群里就多一声压低的哭。
黄有财跪在地上，起初还想辩解，后来连辩解的力气都没了。他的脸埋在泥里，肥胖的身子一抽一抽的。可没人同情他。那些年他骑着高头骡子在街上晃，腰间别着盒子炮，见了穷人家的粮袋就伸手，见了姑娘就斜眼。如今他的威风被剥了个干净，只剩下一身丑陋的肉。
赵刚让人把供词一一记录，又把涉案的伪军、保甲长、暗探分别押到祠堂两侧。
“今天不乱杀。”他对乡亲们说，“血债要算，但要算明白。谁杀过人，谁抢过粮，谁告过密，谁被逼着做过事，都要分清。咱们不是鬼子，不用糊涂账害人。”
人群里有人急了：“赵政委，黄有财这种畜生，还用审吗？”
赵刚看向那人：“要审。审清楚了杀，跟不审就杀，不一样。”
那人张了张嘴，没再说话。
苏勇知道赵刚的意思。东沟镇刚从鬼子手里夺回来，大家心里的火一旦烧散，就可能烧到无辜人身上。鬼子走了，若留下的仍是恐惧和乱仇，那这镇子还不算真正拿回来。
审账一直持续到日头贴近西山。
山下被迫坐在一把破椅子上，腿上的伤口渗着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铁算盘每交代一笔，他的脸就阴沉一分。尤其当县城文件箱被打开，里面那份“清乡总册副本”摊在桌上时，山下的神情终于变了。
那不是普通名册。
纸上分门别类，写着东沟、北沟、南岭、黄庄等十几个村镇的户数、粮数、壮丁数，还有红圈黑点标注的“可疑户”“亲匪户”“重点清剿户”。赵刚找来会日文的教书先生和铁算盘一道核对，越看越心惊。
“这不是给东沟镇用的。”赵刚低声说。
苏勇皱眉：“什么意思？”
“是给整个县东片准备的。”赵刚指着一处标记，“他们打算开春前来一次大清乡。先封路，再搜粮，最后抓壮丁和可疑户。东沟镇只是第一刀。”
陈大山在旁边听得拳头攥紧：“娘的，幸亏抢下来了。”
赵刚点头：“这箱子比一挺机枪还值钱。”
就在这时，北巷口传来急促脚步声。一个放哨的民兵跑进祠堂，满头大汗。
“赵政委，苏排长，南面山道发现烟尘！像是县城方向来的队伍！”
院里立刻一静。
刘黑子耳朵还嗡嗡响，听得不真切，扯着嗓门问：“多少人？”
民兵喘着气：“看不清，隔着两道梁，只瞧见有马，还有车。咱们哨兵说，最少一个小队，可能还有伪军。”
陈大山骂了一声：“援兵这么快？”
赵刚看向天色。冬日短，太阳一落，山沟里很快黑下来。东沟镇刚打完一仗，战士们冻了一遭，弹药消耗大，伤员和俘虏又多。若县城日军真的压过来，守镇不一定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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