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艾书创办的大河磺厂，二轮承包人薛银的承包期三年。承包金，前两年偿还前任厂长欠工人工资和维修设施，后半年交了元利润给股东分红。期间硫磺价格上扬，加上本厂硫磺优质，赚了一些钱。薛银驻厂专抓生产，其妻——第四任妻子驻省城专营销。二人在省城买了一套商品房，又花了50多万元装修，一家人挺幸福的。
好景不长。
比薛银小三十来岁的妻子对他说：“找钱多少不要紧，关键的是下一代。大家拿这个国家，是全民免费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国家供给，且毕业后工作也好找。要移民去，每人要交50万美元，两夫妇要带着三儿女去，就要25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要2000万元，一辈子都找不了这笔大钱。如有亲人在那个国家，则不要钱。正好姐姐嫁的就是大家拿。姐姐答应申请移民。不过只能是我带着三个孩子可以，有丈夫不行。”
二人商量，思考一番后，决定假离婚。财产由儿女继承，将离婚证交给姐姐去办移民手续，二人仍然同居在一起。
她每月给他200元工资。人情来往按实报销。一天，她来厂上，他向她要钱。她说：给你的200元钱，不到十天就完了，算不出账来不给。他支支吾吾。原来是在厂上，寂寞时叫员工们来打扑克消遣。60多岁的人了，和年轻人们玩，眼睛又不好，即便打点小牌小惩罚，几天就把钱数光了。局驻厂代表艾欣看见薛银眼泪丝丝的样子，打了个圆场：“你说，200块钱能做什么？能嫖吗？与年轻人们玩点小牌，玩掉了！”她说：“再发100块钱给你，要细着用了！”
薛银深深感到危机严重，于是虚报开支，几个月下来，积攒了六万多元钱在临川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以解后顾之忧。
一天，她打电话给他说，她打13万元钱到临川银行，她来后再提款到厂上。他认为机会来了，迅速赶到临川，向银行申报印章挂失。又急忙赶到省城，打算把家里保险柜里的贵重物品取走。她到临川，银行告知印章挂失。几乎同时，接到他从省城来的电话：“烂母狗，我受你奴役受够了，老子要叫你一无所有，抛衣漏食！”她一听，不对劲，联想挂失一事，迅即打电话到省城家里保姆：“快把房门小锁锁了，孩儿爸要来诛灭全家，你如放他进来，不得好死！”他掏出钥匙，开不开门，拍门打门，骂骂咧咧，保姆更认为他要杀人是真的，遂报了警。警察来把薛银带走。薛银说清是自已家房门，警察才把他放了。他急忙包个出租车赶回临川。她向银行诉说，是自己把印监放忘了。银行给她解了冻。她急忙赶到他在临川的办公室，钥匙换了，开不开门，就用那愤怒的脚踢开门进去，撬开抽屉，没有现金，只有那个房产证，收走后，迅即离开返省城。
薛银回到临川，一看，资金没有了，房门坏了，房产证没有了………一切没有了，瘫软坐地，变成自己才真正是“一无所有、抛衣漏食”了。出租车司机催着车费，他只得向艾书借200元打发了司机。
她打来电话。他以为有可能重归旧好。但听到电话那头：“老娘要叫你沿街乞讨，死无葬身之地！”电话挂了。
薛银没有资金，心灰意冷，放弃大河磺厂的续包。
大河磺厂公开招标，陆显以连包三年，每年5万元的承包费，成了大河磺厂第三轮承包人。
前两年承包费如数兑现。第三年遇到了麻烦。
树前街上有一居民把大河磺厂告到树前法庭，说第一轮承包人“借过他一车皮60吨硫磺未还，需现任磺厂法人归还”。法庭立案，开庭审理。艾书作为大河磺厂董事长，请律师出庭辩护。律师认为：第一，前轮承包人借硫磺是个人行为，不应由现法人承担；第二，借货欠款期已过五年，远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但上级法院还是下了判决：“由现磺厂偿还借货，货物按当时价格650元/吨，折款元。大河磺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天内兑付完毕。”
这一年的磺厂承包费，股东只得元分红。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迎头风。
地区乡镇企业投资公司出来了，有依有据：第一轮承包首年，大河磺厂在该投资公司借贷12万元作流动资金，到现在加上利息，本息合计18万元。股东愤愤不已：“说什么承包？这是将你的骨头熬你的油！”
艾书主持股东大会，讨论第四轮承包。会议上，股东有主张继续发包的，有主张出卖的。投票结果，81%的股东主张出让。艾书发出出让招标通告。先后有5人投标。投标报价最低的是时任厂长。但镇党政领导说：换法人，工作很麻烦，现任法人有群众基础，产供销路理顺的，如换他人，处理衔接事务，市乡企局与树前镇，各派出1至2人帮助上路。对等原则：局里去正职，镇里去正职，局里去副职，镇里派副职。这是个难题：局是一正三副，镇是四正六副，局里怎派出人？只得与现任法人谈判，几轮下来，现任法人只能出到28万，远低于他人报价，但还是尊重地方政府意见。
艾书分红一万五。股东认为艾书为这个厂付出太多，给其总补贴六千，总共收进囊中二万一。
这时，艾书用前几年的磺厂分红和在市乡镇企业煤炭协会任秘书长的一年6000元的补贴，把法院为赖达骗财而划走、让艾书背上的元全部还清。
艾书的债务就只是那笔四万元未处理的被骗公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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