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一会儿，程军代表带着纠察队头头及陈振忠回到会议室。
陈振忠左手拇指缠着纱布，手腕上还戴着手铐，神色平静。相形之下，纠察队长倒显得满面春风。
柯松岩一眼看到陈振忠手腕上的手铐，冲着纠察队头头，手指点着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纠察队头头不在意地答：“哦，他欺骗组织，不服从监管，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
“那方梅又犯了什么错误，你们要抓她？”
“她包庇原国民党军官钱中兴，并让他混入省公安厅，居心叵测，立场有问题，要彻查；而且她还伪造医院证明，逃避监管。”
“你有什么权力对陈振忠同志使用诫具？！”
纠察队头头顶了一句：“对不服从监管的三反分子，我们有权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措施。” 他认识柯松岩，不认识身穿军装的刘司令员，但看到军管会主任和学习班军代表毕恭毕敬站立的样子，知道他们都是大官，但他并不以为然，省委一、二把手都被他用“喷气式”的姿势批斗过，他们两人总不会比省委一把手官大吧。“再说，我们是奉革委会林副主任的命令……”
柯松岩“啪”的一拍会议桌，他一米八多的个头，身材魁梧，一掌震得茶杯都跳起来了。
“你混蛋！”
纠察队头头一梗脖子，满脸不服气的样子，但眼睛并不敢直视柯松岩。
柯松岩站起身走到纠察队头头面前，两眼死盯着他：“陈振忠是什么人？他是省公安厅政治保卫处处长！陈振忠同志忠于职守，不顾个人安危，抓获了三名台湾特务分子，你居然当着被抓特务的面给他戴上手铐，谁给你的胆子！你哪儿来的执法权！就凭你私设公堂，肆意抓捕革命干部，与叛徒特务穿一条裤子，你他娘的就是反革命！”
一脸严峻的刘司令员一声怒喝：“来人，把这个坏分子抓起来！”
门口的两名军人立刻进来，一左一右把纠察队头头的双臂拑住。
纠察队头头挣扎着大叫：“你们这是搞反攻倒算，迫害革命造反派……你们部队无权抓我……”
身后的军人抓住他的头发，使劲向后一仰，纠察队头头吃痛立马住了嘴。
程军代表面如土色，急忙从纠察队头头兜里翻出钥匙，给陈振忠打开了手铐，顺手给纠察队头头反铐上。
柯松岩厌恶地摆摆手：“把他带下去。”
刘司令员指着程军代表：“你，停职检查，听候处理！”
厅军管会主任见状，吓得忙主动检讨：“司令员，我了解情况不够，失职失察，请求组织处分。”
刘司令员余怒未消：“作为革命军人，首先要站稳革命立场。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要担起责任，要明辨是非，我的同志哥！学习班不是监狱，是帮助大家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的。学习班的学员大多是我们各级公安干部，今后还要回到公安政法战线工作的。我们当年对国民党俘虏尚且以礼相待呢，何况学习班的学员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我给你们约法几章：第一、不得限制人身自由；第二、不得随意辱骂体罚；第三、不得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第四、搞好后勤保障，改善伙食；第五、有病及时送医。听到没有？！”
“是，首长！”
“你们去吧。”
两人一脸肃然，向柯松岩、刘司令员敬礼，转身离去。
柯松岩对刘司令员道：“老刘，事情处理完了，你也回去吧。我跟陈处长再交代几句。”
刘司令员歉疚说道：“老首长，让您的部下受委屈了。我回去后再狠狠批评他们。”
柯松岩不在意地摆摆手：“哎，老刘，形势复杂，适可而止吧，你这张嘴也注意点，别惹祸上身。”
与刘司令员握手道别后，柯松岩转过身道：“振忠，坐，那个案子还得你亲自出马啊。”
陈振忠点点头：“老厅长，您有什么指示？”
“我没有什么指示。”柯松岩竖起一根手指，“就一条，证据扎实，尽快结案。”
陈振忠揉了揉手腕，沉声道：“田佩瑜问题不大，他是情报局香港站的情报业务官，厅里给他建过档；那个郑旭就是个行动组的小喽啰，审讯难度不大。林华堂的特务身份也不容抵赖，他是和田佩瑜接头时被我们当场捉住的，麻烦在于我们怎么认定他就是西江一号，以及他是何时叛变的、怎么样被发展成特务的。郭厅长领导的内查小组曾经仔细查阅了厅里留存的敌伪档案，里面没有发现林华堂叛变投敌的记载。林华堂1947年被俘过，48年跑回部队，这段时间叶翔是保密局二处处长，我估计应该是当年保密局在监狱档案上做了手脚。我们曾发现当年有一个广州第一监狱的看守叫黄非的，有可能在监狱中见过林华堂。这个黄非解放后被上海法院判了刑，刑满后安置在江苏的劳改农场，就在我们准备派人外调前，黄非突然死了。后来，是方梅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了黄非的真实死因，后经上海市局侦破，确认黄非是被潜伏的行动特务用境外送过来的蓖麻毒素毒杀的。这就说明林华堂在狱中的表现十分可疑，黄非之死可能与他关系密切，极有可能是被灭口的。我听说在省军区以及广州警备区还存有一部分解放前的旧档案，这些档案有些是当年四野部队解放广州时留下的，有些是运动开始后各单位担心被造反派抢走而转移过去的，我想再派人去那里仔细查阅一下，找找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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