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身，发动了车子，开回家。
一路上，他的手在方向盘上握得比平时紧，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像是心里有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又像是另一块更重的石头正在升起来。
到家后，妻子还没有睡，坐在客厅里等他。茶几上放着一杯水，已经凉了。
她穿着一件旧睡衣，头发披散着，脸上的表情是那种等了很久之后才会有的焦急和期待。
“怎么样？”
她问。
路铭久换了鞋，在沙发上坐下来，端起那杯凉水一饮而尽。
他放下杯子，看着妻子，嘴角微微上扬。
“董书记说了，明天下班来咱家看看。”
妻子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
“这是董书记不放心，想到家里来考察考察。”
路铭久点了点头。两个人沉默了片刻，然后几乎同时站起身来，开始打量这间住了十几年的屋子。
墙角的漆有些掉了，沙发的罩子该洗了，厨房的灶台上还有中午没来得及擦的油渍。
他们像两个突然被通知要考试的学生，手忙脚乱地开始准备。
全市煤炭领域矿工大体检工作推进会，在市政府的会议室召开。
长椭圆形的会议桌两侧坐满了人——劳动局、卫生局、煤炭局、国资委、财政局的一把手们，还有各区县分管煤炭的副区县长，几家主要煤炭企业的负责人。
每个人面前都摊着一份文件，有的在低头翻阅，有的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有的端着茶杯发呆。窗外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深色的桌面上投下一道一道细长的光斑，像牢笼的栅栏。
董远方坐在主位上，面前没有文件，只有一杯白水。
他的脸色不太好，眼袋很深，嘴唇有些干裂，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但他的目光很亮，像两盏在黑暗中点燃的灯，不刺眼，但让人不敢直视。
劳动局局长袁承业先发言，汇报了矿工体检工作的初步方案。
方案做得很细，从体检项目的设置到医疗机构的遴选，从经费的筹措到时间的安排，每一条都有明确的责任人和完成时限。
他说完之后，卫生局、煤炭局、国资委、财政局的负责人依次发言，表态支持，各自领了任务。
董远方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等所有人都说完了，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他没有翻看任何材料，也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抬起头，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跟市长劳景山互相点了下头后，说道：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是走形式。”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就在两天前，一个叫孙有田的矿工，走了。尘肺晚期，四十岁的人，瘦得像个六十岁的老人。他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叫孙佳琪。这个孩子写信给我，用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很多字不会写用了拼音。信封上有一个血手印，是孩子的手掌印。她不知道写信要贴邮票，一大早就跑到市委门口，把信从门卫室的窗缝里塞进去，扔下就跑。”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有人低下头，有人端起茶杯掩饰什么，有人把目光移向窗外。
“孙有田在井下挖了二十年的煤，病了，煤矿就以临时工的名义把他开除了。没有赔偿，没有抚恤，没有一句对不起。他躺在医院的走廊上，连一张正式的床位都没有。他的女儿穿着不合身的旧衣裳，书包的拉链坏了用回形针别着，饿得面黄肌瘦，吃一顿肯德基就觉得是这辈子最好吃的饭。同志们，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是一个制度的悲剧。孙有田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果不改变，还有无数个孙有田躺在某个医院的走廊上，还有无数个孙佳琪在某个清晨，把用铅笔写的求助信从某个门缝里塞进去。”
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像某种句号。
“在云同，我们不要带血的煤炭。任何企业，不管它是央企、省属、市属还是私营，不管它一年交多少税、解决多少就业，只要它漠视矿工的生命和健康，只要它在安全投入上偷工减料，只要它在用工保障上弄虚作假，我不管它背后站着谁，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追究责任的追究责任。市政府要立即牵头，对全市所有煤矿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劳动局负责用工保障，卫生局负责职业健康，煤炭局负责安全生产，国资委负责国企监管，财政局负责经费保障。谁掉链子，我找谁。”
这是董远方到云同后，语气最严厉的一次讲话，台下所有人都被镇住。
“云同不要带血的煤炭”
成为当天黄原省报和云同市报的头版头条。
在云同的网络贴吧里，“孙有田的死，换来了万千矿工的生”成为最热的帖子。
帖子是一个矿工发的，只有一句话——“董书记说得对，我们不要带血的煤炭。孙有田的死，换来了万千矿工的生。”
下面跟了几百条回复，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么多年，有多少矿工像孙有田一样，把命都给了煤矿，一旦病倒，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关照。那些帖子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像一本沉重得抬不起头来的账本，每一页都写着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
董远方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裴启明跟在后面，手里抱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下午要开的另一个会的材料。董远方推开门，脚步在门口顿了一下。
沙发上坐着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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