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防御部署计划中川东南方向的漏洞，杨志认为可以给解放军充分利用。但这其中还存在一个隐患，就是作为总预备队主力的罗广文15兵团三个军，彼时驻防重庆、璧山和汉渝公路、川黔公路一带，随时可调往需要加强防御的地区，包括川东南。
但是，这个“隐患”却自动消除了。原来8月底，解放军就先后攻占安康、平利，进逼西乡，威慑汉中。胡宗南感到形势危急但无兵可派，于是向张群发电求救。在“8·29”会议后，张群命15兵团司令罗广文率3个军星夜开往了川西北青川、平武一带，沿川陕甘边区紧急布防。从而在川东南区域再无国军大规模的机动部队，解放军由川东进军的阻击威胁荡然无存。
杨志心急如焚地赶回位于重庆南岸的部队驻所，连一刻都不敢停歇，吩咐高杆龙率警卫连在师部加强警戒，不许任何打扰。然后便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将“8·29”会议所决定的大西南防御部署计划仔仔细细、完完整整地记录了下来。他都力求准确无误，生怕有丝毫遗漏。
等到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杨志终于完成了这份详尽的记录。他顾不上休息，与高杆龙化装一番后，就匆匆出门而去。他要尽快找到杨汉兴，因为只有通过川省工委的地下交通线，才能把这至关重要的情报安全且迅速地送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杨志约见到杨汉兴，向他说明了情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杨汉兴见杨志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搞到这么重要的情报，欣喜万分，同时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不敢有半点耽搁，立刻将情报转交了川省工委。领导们极度重视，迅速启动了地下交通线，安排了可靠人员携带这份情报出发，要求不惜生命也要保护好情报，并安全送达二野司令部。
然而，让杨志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他们的这份情报后安全送达二野后不久，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竟然又收到了另一份关于西南防御部署的作战计划。而且，这份新到的计划远比杨志送来的那份更为详细、更为具体，其中包含了许多之前未曾掌握的关键信息。
解放后许多年，杨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知。原来，这位功臣竟然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的刘宗宽。当时他已秘密加入了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刘宗宽当时在西南公署主要负责提出作战指导方针、制定攻防计划等，对国党在西南地区部队的人员配备、军事素质、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都了如指掌。“8·29”会议后，刘宗宽就把最新情报写成文字或绘成图表，交给二野派来的情报员房显志、交通员黄克孝，送给了二野司令部刘、邓首长。
罗文广15兵团调往川北防守，归属胡宗南指挥，也是刘宗宽向张群提的建议，后又因罗文广提出：部队不脱离原建制，弹药给养维持不变，完成解围任务就立即回川。这让一向自大的胡宗南无法接受。刘宗宽又在胡、罗之间进行斡旋，消除了他们之间的芥蒂，才使的这支最大的机动部队调防川北，为二野部队向川东进军大开方便之门。可以说，刘宗宽为重庆及大西南的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
重庆“8·29”军事会议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加紧在川鄂黔边组织防御部署。
孙震的川鄂边区绥署设于万县，其直属的第235师位于巫溪以北；第16兵团之第41军(辖第122、第124、第 301 师)位于官渡口、巫山、奉节地区，第47军(辖第125、第127、第302师)位于镇坪以西地区；
湖北绥靖总部的暂8、暂9军(各约3个团)位于开江地区；
宋希濂的川湘鄂边区绥署设于恩施，其第14兵团之第79军(辖第199、第194、第98师)位于五峰地区，第124军(辖第 60、第 223师)位于巴东、野三关地区，第122军(辖第 217、第345师)3000余人位于恩旅以北石乳关地区；第20兵团之第2军(辖第9、第76、第164师)位于宣恩地区，第15军(辖第 64、第169、第243师)位于来凤以北地区，第118军(辖第54、第 298师)位于黔江、酉阳地区，组成“川湘鄂边区防线”。
另以第19兵团第49军(辖第327、第249师)位于镇远及其东北地区，组成黔东防线。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辖的第127军(辖第 309、第 310、第 311师)位于万县以北的开县，以加强川鄂绥署的防御力量。
国军企图通过以上部署，沿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至湘黔边境构成一道防线，阻止解放军入川。
在中共这边，根据掌握的绝密军事情报，中共中央确立了解放大西南“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并开展相关军事部署。
1949年10月底，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先后进至湘西地区集结，准备按照预定计划于11月初开始向川南实施大迂回。此时，第四野战军为解放鄂西南地区，并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准备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发动对宋希濂集团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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