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巍立刻记录下来,表示会进行大胆尝试。
剧本进行到前任保姆陈淑娟突然返回,揭开其丈夫藏身豪宅地下室多年的秘密时,会议室的氛围变得更加凝重。
杨简特意请张松文谈了他对地下室丈夫这个角色的理解。
张松文顿了顿,用他那种特有的、带着学者般沉思的语气说道:“这个角色,是一个活着的幽灵。他为了躲避高利贷,像老鼠一样在地下活了四年,靠妻子偷偷送食物度日。他代表了一种更极端、更绝望的底层生存状态。他对豪宅了如指掌,甚至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归属感,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巢穴。当这个巢穴受到威胁,也就是贫穷家庭的入侵,他的反应是极具攻击性的,这是一种动物护食般的本能。但他本身,又是一个悲剧的产物。”
杨简点头,对所有人说:“松文理解得非常透彻。这个地下室的存在,以及这个幽灵般的人物,是点睛之笔。它告诉我们,阶级的压迫和生存的艰难,可以把人逼到什么境地。它也让贫穷家庭的寄生行为,显得不再那么独特,而是这个畸形社会结构下的另一种常态。当两个底层群体为了争夺那一点点可怜的寄生空间而自相残杀时,悲剧的意味就更加浓重了。”
他再次强调了场景的对比:“我们选择在石板街那种充满历史感、紧邻中环核心区的老楼里拍地下室,就是要制造这种地理上的邻近与阶级上的天堑之感。繁华与腐朽,仅一墙之隔,甚至是一板(地板)之隔。”
最后,围读来到了全片的高潮——富人家在天坛大佛旁的酒店为小儿子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而知晓了所有秘密的贫穷家庭,以及从地下室逃出的陈淑娟丈夫,也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聚集于此,最终引爆了血腥的惨剧。
杨简让韩佳女再次描述了昨天在天坛大佛下的感受:“……那种宗教场所的庄严、肃穆,与大佛俯瞰众生般的视角,与即将发生的血腥暴力并置,会产生一种极其强大的、近乎亵渎又充满宿命感的戏剧张力。”
到时候会把大佛作为这组镜头的背景加入进去。
“这里,”杨简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有力,“是我们将影片主题升华的地方。大佛象征着什么?是慈悲?是天道?还是冷漠的、注视着人间一切悲欢离合的永恒存在?当甄老板在生死关头,依然本能地流露出对那种气味的厌恶,从而激怒吴达志,导致被刺杀时,个人的悲剧就与这种宏大的、带有宗教意味的设定联系在了一起。”
他看向刘得桦和张国榕:“桦哥,你最后那个因为气味而掩鼻的动作,是关键中的关键。那不是故意的羞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阶级本能的下意识反应。正是这种不经意,彻底击垮了吴达志最后的理智。”
“榕哥,你那一刀的爆发,前面必须有足够的铺垫。是所有希望破灭、女儿生死未卜,所有尊严被践踏(气味羞辱)后的总爆发。你的眼神里,应该有空洞、有疯狂、有绝望,也有一丝解脱。”
杨简又对刘寅和郜昂说道:“这场戏的调度和画面要极其讲究。要用大佛的视角拍出人物的渺小,用派对的鲜艳色彩,比如气球、蛋糕、宾客华服,与随后迸发的血色形成强烈视觉冲击。构图要既工整又充满不安定的因素,暗示平静表面下的暗流涌动直至最终爆发。”
两人也点头表示明白了。
在整个围读过程中,杨简不仅作为导演进行指导和阐释,也积极引导演员之间的互动和碰撞。
例如,胡鸽和舒倡作为兄妹,在讨论如何一步步实施计划时,杨简让他们即兴发挥了一些剧本之外的小互动,以增强角色间的默契和家庭感。
宁静和刘得桦也探讨了富人夫妻之间的关系——表面和谐,实则缺乏深层情感交流,各自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对底层服务人员的苦难近乎漠然。
雷嘉音、周易围等虽然戏份不重,但也积极参与讨论,从旁观者的角度提出对角色和情节的看法,丰富了讨论的维度。
张松文作为表演指导,不时从表演技术的角度,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如何通过细微的肢体语言体现角色的社会阶层和心理状态。
会议室内,思想的火花不断碰撞。从角色的内心动机,到台词背后潜藏的情绪,从单个场景的张力,到整体叙事节奏的把握,讨论细致而深入。杨简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指挥家,既把控着全局的走向,又激发着每一位乐手的潜能。
时间在热烈的讨论中飞快流逝。当最后一场戏的台词念完,会议室里陷入了一片短暂的沉默,仿佛大家都还沉浸在那个充满悲剧与反思的故事氛围中。
杨简环视全场,看着每一位脸上带着疲惫却又兴奋的参与者,缓缓开口:“感谢各位今天的投入和精彩的贡献。我们的《寄生虫》,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欺骗和阶级的故事。它更是一面镜子,照向香江这座国际都市光鲜表皮下的褶皱,照向每一个在生存与尊严之间挣扎的个体。它很残酷,但也希望它能引发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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