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保镖家里吃完午饭，谢汉光开着右舵皮卡车，带着张伯哲、梁铮卿去基隆中学。
梁铮卿问：“汉光，你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假设老郑调走后，你认为谁来主持台湾地下工作合适？”
“我认为唯一的人选，就是二野四兵团的陈墨司令员合适。”谢汉光说：“陈司令员早年在上海中央特科，搞地下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回延安后，他一直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身经百战，战果辉煌。”
到了基隆中学，张伯哲带着谢汉光、梁铮卿，往校长办公室走。
钟浩东见到三人联袂而来，感觉有点意外。
张伯哲见没有外人，直奔主题：“钟书记，常凯申大批人马撤到台湾，如今特务密布，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安全起见，你们的《光明报》，是否可以停办？”
钟浩东说：“对不起，谢汉光，请你回避一下。”
张伯哲说：“不必回避。钟书记，谢汉光是我们自己人。”
钟浩东生气地说：“谢汉光，既然你是自己人，你和邱娥贞老师，为什么一直拒绝参加我们的宣传发动工作？”
谢汉光说：“分工不同而已。我的身份不宜过早暴露。”
梁铮卿补充说：“如果不是为了《光明报》的事，谢汉光同志的身份，至今不适合暴露。”
这个理由已经足够。
张伯哲将停办《光明报》的理由，详详细细讲给钟浩东听。
钟浩东眉头紧锁，说：“这么大的事，我不敢擅自作主，一是要召开基隆主委会议，二是向主管宣传的洪幼樵部长汇报。”
谢汉光：“当断则断，钟校长，你冷静思考一下。”
钟浩东却摇摇头，说：“革命事业，哪有不抛头颅、洒热血能成功的？只要台湾能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我钟浩东愿意血洒台湾岛。”
张伯哲说：“希望钟校长冷静考虑。”
钟浩东说：“会考虑的。”
梁铮卿说：“钟校长，我们告辞。”
上皮卡之前，梁铮卿发现绿化带里有一张报纸，捡起来一看，正是一张随意乱丢《光明报》。梁铮卿将报纸递给谢汉光，谢汉光看过之后递给张伯哲，三人唯有摇头苦笑。
车子开到台中莲花池，张伯哲、梁铮光久久不肯离去。
谢汉光看张伯哲欲尽又止的样子，便问：“伯哲，铮卿，你们有什么心里话，推心置腹，大胆说，我没意见。”
张伯哲说：“我认为，你谢汉光基于形势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你去香港找万金华书记，由万书记出面，将老郑和马雯娟调回大陆。但是，我又担心…”
谢汉光说：“张伯哲，你干脆说穿吧，担心我去了香港，一去不复返了。”
“我确实是这样考虑的。”张伯哲说：“论地下工作经验，论智慧，我们都不如你，你必须回台湾，维持大局。”
谢汉光笑道：“我不是钟浩东，公开说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但我又是钟浩东，已经做好了抛头颅洒热血的心里准备。何况我的妻子在台湾，我绝不可以抛下邱娥贞而不顾。”
“汉光，你去香港，是我们三个人私下作的决定，我这个台中市主委，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梁铮卿说：“我愿意分担责任。”
“伯哲，陈辞修下令军警，全面封锁了出岛的所有通道。去香港，只能搭乘台湾塑模公司运输船，你抓紧与林伟杰联系。”
张伯哲说：“我马上去见林伟杰。”
林伟杰本人，四面能唤风，八月能下雨。王远大一死，木贼想利用运输船，夹带一点私货，便把林伟杰升任为现场安装技术经理兼贸易代表。
林伟杰从澳大利亚悉尼市回来，已是五月中旬。下一船的塑料模具，将于六月十二号，发往香港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林伟杰见到谢汉光，大咧咧地说：“我还以为你是天大的人物呢，原来你是出租车的小司机。小司机，你去香港干什么？”
小司机梁汉光说：“我大舅舅得了城市病，我回去见见他。”
林伟杰说：“什么叫城市病？我从未听说过。”
谢汉光说：“所谓的城市病，就是小老百姓，天天呼吸着废气，吃的是污染了的垃圾食品，整天为生活压力所逼迫，心肺不健康，整天神经兮兮，欲死又死不了，欲活又活不下去。”
林伟杰问：“得城市病的人，有什么症状？”
“哎哟喂，林伟杰老总，你不晓得，得城市病的市侩，人多的时候，鼻孔朝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没人的时候，低声下气，就一条夹着尾巴的丧家狗。”
林伟杰一听，觉得谢汉光在变相骂自己，当真是八十岁老公公，胡子落在屎缸里，开不得口。
谢汉光上了岸，打个的士，到罗家大屋，便找到何鼎华的夫人莞琳，说明有特别重要的事，找万金华书记。莞琳说：“你在这里等，我把万书记请过来。
等人的时间，哪怕是十分钟，都会觉得特别漫长，何况谢汉光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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