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主任，你误会了。一个城市发展不起来，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体制内所有人的责任。 眼下财政吃紧、发展受阻，我们必须在举债搞发展与还债求安稳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否则我们都会成为吕州的罪人。”
陈长安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人，尤其是不想得罪手握实权的发改委。
但自己的态度要清晰，今天既然开了这个会，那就一定要商讨出一个结论，谁也不能阻碍工业园的发展。
袁刚看出了陈长安的意志力，问市委政策研究室的苏华生：“苏主任，说说你的看法。”
当年陈长安刚去涧溪村做包村干部时，苏华生是双林镇的镇长。
都是老熟人。
这些年，苏华生看着陈长安一步步把双林镇做大做强，让双林镇从当初那个一穷二白的贫困小镇，变成了吕州市的经济龙头。
欣赏之余，苏华生也对陈长安心存几分敬佩。
苏华生直接表态：“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长安提出这个申请也是迫不得己。再说回市里，举债搞发展也不是我们独开先河，关键是要把控好隐性债务的百分比，以防引发系统性风险。”
说到隐性债务，大家都沉默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债务问题的发展历程，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九五年，国家开始实施《预算法》，在那个法案中，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擅作主张乱举债，不能出现财政赤字。
同时，分税制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地方财政的可支配空间。
但城市GDP却是考核官员政绩的核心指标。
这就矛盾了。
你既要“儿子”把GDP搞上去，又不让“儿子”举债搞发展。每年收上来的那点微薄的财税，还不够维持地方政府的日常运转。
这不等同于让公鸡下蛋？
话又说回来，树挪死人挪活，天生擅长钻营的官僚们总能想到解决办法，公鸡下不了蛋，那就借鸡下蛋。
你不是不允许政府举债吗？
那我就搞一个城投公司，让城投公司去融资举债，为政府输血，推动城市的基础建设，这总没毛病吧？
这种输血套路，这几年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
所以苏华生敢说：“举债搞发展也不是我们独开先河。”相对那些改革思维超前的沿海城市，吕州充其量只是一只跟屁虫。
城投公司欠的债，就是政府的隐性债务。
这笔账如果还不上，z央也不会为地方政府买单。如果隐性债务过高，一旦爆雷，地方政府的当家人免不了要挨板子。
当初丁永春举债搞发展的时候，也怕挨板子。
但丁永春的心底积压着一股蓄积了三十年之久的实干力量，他的野望三十年不变，就是要让吕州市脱胎换骨！
在那种野望面前，挨板子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提。
相比之下，袁刚的野望明显要小很多，稳定两个字才是他心底的主色调。因此当听到“隐性债务”这个概念时，袁刚的表情也凝重了许多。
袁刚声色沉重地说：“除了举债搞发展，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出路？”
说着，袁刚把目光投向了陈长安。
心想你的鬼点子多。
人脉也广。
就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
陈长安显然也看懂了袁刚的心声，无奈苦笑：“袁市长，Z央财政部部长又不是我爹，我也没地方伸手要钱。”
在座各位闻声带笑。
苏华生道：“袁市长，跟许多沿海城市相比，我们吕州的负债率已经算是很低，并未达到不可控的警戒线。”
发改委的汪伟民说：“我们吕州是内陆四线小城，跟沿海城市没法比。沿海城市的基本盘都已经激活，工业体系完善，造血快。我们吕州去年才开始搞产业转型，目前还在起步阶段，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没法跟人比。”
汪伟民这番话引起了在座各位的共鸣。
客观上来讲，一个初生婴儿抵抗风险的能力，怎么能跟那些成年人相提并论？两者都不是一个体量。
这时陈长安也看出来了，在座各位，还是保守派居多。
现场明确支持举债搞发展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市委政研室的苏华生，一个是文旅局的江燕，两个都是老熟人，似乎有点站队的意思。
其他人都是看袁刚的态度，袁刚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这也意味着。
今天要拿下这一局，关键还得说服袁刚，得用非常手段，打破袁刚那种保守的定式思维。
想到这里，陈长安直接把目光转移到了袁刚身上。
陈长安道：
“去年七月，我应周牧白的邀请，去南海边的鹏城转了一圈。鹏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引人瞩目的经济特区。”
“那是我第一次去鹏城，周牧白是当地人，给我当导游。”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周牧白指着国贸大厦跟我说：当年中建三局在建设那幢大厦时，每三天就建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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