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刚才的问题不同，这几句话一出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低低的议论声。
张曼曼在角落里停下了转笔的动作。梁灿的目光在厉教授和李乐之间来回移动了一下。
马主任端起茶杯，和惠庆对了个眼神，见惠庆摇摇头，便没有出声。
李乐让自己在这个问题的压力下站了一会儿。
“厉教授，这个问题，坦率地说，我们的理论框架目前还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操作化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提出了一条分析路径。”
“什么路径？”
“我们把网络空间中的公平问题，分解为三个层次。”李乐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层是接入公平，即人们能否平等地获得网络基础设施和基本数字技能。这一层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随着技术普及和成本下降，接入鸿沟正在缩小。”
“第二层是参与公平，即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和可见性是否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一层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平台算法的设计逻辑、推荐机制的偏向性、以及注意力经济的分配规律。”
“第三层是收益公平，即人们能否从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劳动和创造中获得合理的回报。这一层的问题最为深刻，因为它触及了数字经济的产权制度和分配机制。”
他放下手，“我们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第二层和第三层。”
“在第二层，我们发现，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权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幂律特征，少数头部用户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资源，而绝大多数用户的可见性接近于零。这种分布格局，部分是用户自身能力和努力的产物，部分则是平台算法的设计结果。”
“在第三层，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用户在平台上创造的内容和数据，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并不属于用户本人，而是属于平台。用户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创造了价值，但这些价值的变现收益，绝大部分被平台攫取。”
他说到这里，看着厉教授的眼睛。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要保证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不能仅仅依赖技术手段或市场机制，还需要一套适应网络空间特征的制度设计。这套制度设计应当包括：算法的透明性和可问责性、用户数据权利的明确界定、以及平台垄断行为的有效规制。”
“但目前，这些都还停留在理论探讨的阶段，要从理论走向实践，还需要更多的跨学科合作和政策层面的推动。”
厉教授听完，没有立刻表态。他靠在椅背上，右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是在品味什么东西。
然后，他换了一个话题。
“在你的文章里，我看到有对网络空间经济活动的描述，有一个部分也提到了数字经济。”他说，“你有没有接触过经济学？”
李乐微微一怔，下意识的想说“略懂”，可话到嘴边，才想起面对的是谁，牛B吹大了，容易闪着腰。
于是舌头迅速的一打转，改口道，“呃.....接触过，但还很浅薄。本科修过经济学的学位，研究生阶段自学过一些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皮毛，谈不上系统。”
“没关系，有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老爷子摆了摆手，“我就想了解一下。社会学谈结构、谈互动，经济学谈激励、谈效率。这两个学科的视角，在你的研究中其实已经有所交汇了。”
“经济人假设，也就是理性人假设，在网络环境里，还成立吗？”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把整个讨论拉到了一个更基础的层面上。
李乐思索片刻，没有直接回答“成立”或“不成立”，而是换了一个角度。
“厉教授，如果我说完全成立，那显然是偷懒。如果我说完全不成立，那又是另一种偷懒。”
他往前走了一步，站在讲台边上，然后，马主任就瞧见，自己担心的事情似乎就要发生了，连忙咳嗽几声，接着恶狠狠盯着李乐。
感受到一股浓浓的非善意目光，李乐忙立正。
“我们认为，网络环境中的行为主体，既不是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种完全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子化个体，也不是某些极端社会学立场认为的那种完全被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傀儡。”
“更接近事实的描述是，网络用户是有限理性的策略行动者。他们会在自己可获得的信息范围内，尽可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但这种有利，未必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可能是情感满足、身份认同、社会资本的积累，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道德效用。”
“所以，我们的回答是，经济人假设在网络环境中仍然具有解释力，但需要对效用的内涵进行扩展。网络环境中的理性，是一种情境化的、多元的、动态的理性。它比传统经济学假设的更复杂，但并不违背理性选择的基本逻辑。”
厉教授听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再一次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或者似乎一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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