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种应对策略，并不是互斥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张曼曼点点头，“所以，你的田野调查，不能只看他们说出来的话，还要看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看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变化，看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
“差不多，”李乐抬手，在那堆文件里，点了一个，屏幕上弹出一个新的页面，里面是一张表格。
“这是我帮你的观察记录表，”他说，“分了几个维度：言语表达、行为表现、社交互动、情感反应。每个维度下面有几个具体的观察指标，你帮我瞅瞅，看看哪些需要调整。”
张曼曼凑近了屏幕，仔细看着那张表格。
表格设计得很细致，每个维度下面都有具体的观察点和记录示例。
比如“言语表达”下面，有“对自己身份的称呼”、“对学校的评价”、“对未来的描述”等条目。
“行为表现”下面，有“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课外活动的参与意愿”等条目。
“这份表格，我打算先用着，”李乐说，“等进了田野，根据实际情况再调整。反正观察记录这个东西，一开始总是粗糙的，慢慢磨，慢慢调，才能找到最适合的工具。”
张曼曼的目光在表格上又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那反学校文化这一块呢？”
李乐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换了一个页面。
“反学校文化这一块，我计划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对规则的对抗，二是学生对秩序的维护。”
“这两个看起来矛盾，但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他说，“学生对抗的是学校强加的规则，上课不许说话、不许迟到早退、必须穿校服、必须完成作业。但他们同时也在维护另一种秩序，他们自己的秩序。”
“比如，班级里可能有某种不成文的规矩：不能告密，不能讨好老师，不能太装。这些规矩不是学校规定的，是学生自己形成的。违反这些规矩的人，会受到群体的排斥甚至欺凌。”
“所以，反学校文化，不是简单的破坏一切，而是一种选择性破坏，破坏他们认为是压迫性的规则，维护他们认为是正义的秩序。”
张曼曼若有所思，抬起头问道，“那阶层再生产和社会流动这一块呢？”
李乐又敲了几下键盘，屏幕上出现一段段摘录和批注。
“这一块，我的意思是关注两个概念。一个是断头路，一个是次级劳动力市场。”
“在咱们社会的语境里，职业教育常被视为阶层流动的断头路。”
“你上了职业学校，就意味着你基本上告别了高等教育，告别了白领工作，告别了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你未来的出路，大概率是工厂的流水线、服务业的一线岗位、或者自己开店做小生意。”
“这些岗位，这些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稳定性差、晋升空间有限、社会保障不足。与之相对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则是那些工资高、稳定性好、晋升空间大、社会保障完善的岗位。”
张曼曼看着李乐，“可你知道这两个市场之间的壁垒有多高吗？”
“很高。”李乐说，“非常高，这个壁垒不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出现的，而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你考上高中，你就站在了初级劳动力市场的门槛上，你没考上高中，你就被推向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入口。”
张曼曼说道，“照你这个思路看，职业教育可能根本不是教育，而是分流机制，或者，是一种筛选，深层功能，是确认并巩固社会分层。也就是在制度层面，认定他们不需要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筛选出来，送进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预备队。”
“而这些，这就是你这个田野调查的核心？”
李乐耸耸肩，“我那个选题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环境里，那些被确认的学生，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怎么应对来自外界的偏见，以及他们是否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抵抗。”
“抵抗可能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层面。”张曼曼回了句，“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分层功能，如果学生完全接受这种安排，那他们就会变成一种自愿的服从者，把职业教育理解为社会地位的自然延续。但如果有学生不接受呢？他们会怎么样？”
李乐想了想，“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反向的价值体系，既然主流社会认为我们是没有前途的人，那我们就在这个圈子里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
“这是一种对主流价值体系的颠倒和嘲弄，它看起来像是抵抗，学生通过拒绝主流标准来维护自尊。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抵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社会位置，反而让他们更牢固地被锁定在了这个位置上。
“但是......”张曼曼慢慢开口，“这真的是一种自由选择吗？”
“我觉得，自由选择的前提是选项存在，”李乐说，“如果一个人面前只有一条路，那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怎么判断这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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