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笑了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陈秩。秩序的秩。”
“挺好，”李乐扫了眼台下，“我们先说区别。荀子讲群，根子上是伦理郑智学说的一部分，他的核心关切是什么？是化性起伪，是用礼义法度来改造人的恶性，从而建立有序的、能够富国强兵的政治共同体。”
“他的出发点是治国平天下，是君舟民水，是明分使群。”
他走回黑板前，又写下一行字，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而孔德、斯宾塞他们，生在欧洲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面对的是传统社会解体、现代性冲击的境况。他们提社会学，是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观察、比较、实验，来研究社会现象，找出社会运行的规律。”
“他们的出发点是科学理性，是解释世界，而不直接是改造世界。”
李乐转过身，看着台下那些面孔，“所以区别在哪里？荀子的群学是规范性的，告诉你社会应该是什么样，人该怎么活。孔德的社会学是实证性的，试图描述社会实际是什么样，为什么这样。”
“一个重应然，一个重实然。这是第一层区别。”
说着说着，李乐开始往讲台蹭，待屁股沾到桌面，感觉舒畅了不少，便继续道，
“第二层区别更根本。西方社会学诞生的时候，有个潜在的前提，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的，至少是二元的。社会是外在于个人的、某种压迫性或规制性的存在。所以才有马先生的异化理论，有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外在强制性，有韦伯的铁笼隐喻。”
“但荀子那里，没有这种二元对立。人天生是恶的，但人又天生是能群的。群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恰恰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你离了群，就不是完整的人，是禽兽，所以群不是压迫你的牢笼，是你成为人的前提。”
“这是两种文明脉络里，对人与社会关系完全不同的底层想象。”
陈秩的笔在记录，但速度慢了下来，像是在消化。
随即，又问道，“师兄，那照您这么说，我们古代其实有社会学思想，只是没有社会学这个学科名称？”
“没错。”李乐点头，“而且不只有，还很丰富。荀子的群学只是其中一脉。”
“你们往后学会读到《礼记·礼运》里的大同、小康，那是古代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会读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对各地物产、民俗、商业网络的记录分析，那是古代的经济社会学田野报告。会读到王充在《论衡》里用效验来驳斥谶纬迷信，那里面已经有了朴素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意识。”
李乐顺手拿过讲义，翻了翻却又合上了。
“说个题外，当年费先生说过一个比喻，我记到现在。他说，西方学术像盖房子，一砖一瓦往上垒，每一层都得清楚标着这是谁砌的，那又是谁设计的，产权明晰。我们的学术像种树，年深日久，盘根错节，你分不清哪条根是谁扎下的，但你知道这棵树活了千年，荫蔽一方。”
“社会学这门学科，是西方盖的房子，19世纪才封顶。但我们这片土地上，关于人该怎么在一起生活、社会该怎么组织的思考，那棵树，已经种下两三千年了。”
教室一时变得很安静。窗外有自行车铃铛声由远及近，又远去。
有个男生抬手，这次问题更尖锐，“老师，可如果古代真有这么成熟的社会思想，为什么现代社会学没有在我们这里自发产生，还是要从西方引进？”
“这个问题，”李乐叹了口气，“我给你们讲个事。去年我去图书馆查资料，翻到1918年燕大的一份课程表。那时候社会学刚作为一门课程被引进，开课的老师是谁？是康宝忠，他用的教材是脚盆学者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远藤隆吉又是跟谁学的？跟丑国的吉丁斯。吉丁斯又是受谁影响？斯宾塞。”
“你看，一门学问的旅行路线，腐国、丑国、脚盆、华夏。绕了半个地球，穿了三道翻译，才落到燕园的课堂上。”
此时，他直起身，抬高了声音，“为什么？因为1840年之后，我们面对的不是该怎么让社会更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琢磨了几千年，有无数答案。”
“我们面对的是为什么我们打不过人家的问题。船坚炮利背后是什么？是制度，是学问，是一整套组织社会、生产知识的方式。”
“所以严复译《群学肄言》，把sociology译成群学，不是随便译的。他是想在咱们自己的概念库里，找一个能接住这外来学问的容器。”
“荀子的群字，被他征用了，赋予新义。但很快，社会学这个脚盆语的译词流行起来，群学反倒没人提了。”
李乐背对着黑板，面向全班。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社会思想，是我们的社会思想，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那套话语体系、解释框架不够用了。不是树死了，是这棵树长在院子里，别人开着坚船利炮撞进来了，你得先研究大炮是怎么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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