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的北京，一场早雪让清华园裹上了薄薄的白。肖向东从机械工业部大楼走出来时，雪已经停了，但灰色的天空依然压得很低。他手里捏着一份刚拿到的文件复印件——《关于沈阳第一机床厂技术合作项目的初步审查意见》，最后一页的结论栏里，用红笔圈出的“暂缓审批”四个字格外刺眼。
郑卫国的字迹。九年了，肖向东认得出那种一笔一划都像用尺子比过的工整字体。
他站在长安街边，看着车流在雪后湿滑的路面上缓慢移动。三天前，赵大刚从沈阳打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厂党委会没通过，说是‘上级有指示，暂停与个人背景复杂的单位合作’。老肖，对不住，我尽力了。”
尽力了。这三个字在1985年的中国，往往意味着体制的齿轮开始咬合，个人的力量开始微不足道。
肖向东没有回清华，而是去了海淀工商局。北斗科技的工商年检这个月到期，需要补交一些材料。办事窗口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戴着老花镜，一张张检查他递上去的文件。
“技术服务合同，十二万……发票呢？”她头也不抬。
肖向东递上深圳合资企业开的发票复印件。
女同志看了很久，突然说：“你们这个北斗科技，去年经营范围变更过吧？增加了‘技术咨询’和‘设备调试’？”
“对，去年三月份变更的。”
“有批文吗？”
肖向东心里一紧。当时变更手续是方文敏去办的，因为走得是“支持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绿色通道，程序简化了，有些文件可能不完整。
“应该都在档案里……”
“我查一下。”女同志起身去了后面的档案室。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办事大厅里人不多，几个个体户在抱怨税收，一个老太太在咨询开小卖部的手续。墙上的标语还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但玻璃柜台里已经摆出了“欢迎外资企业注册咨询”的牌子——时代的过渡，在这个小小的办事大厅里具象化。
女同志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份档案袋。
“肖同志，你们公司的材料有点问题。”她坐下，表情严肃起来，“第一，去年经营范围变更，缺了街道办事处的审核意见；第二，”她抽出一张纸，“今年七月份有一笔三万元的咨询服务收入，付款单位是深圳华美电子，但你们的服务合同上没有对方公章。”
肖向东接过那张纸。那是他为华美电子设计生产线布局的合同，当时对方负责人急着要方案，先付了款，说公章后补——后来忙起来，双方都忘了。
“这个可以补……”
“还有第三。”女同志打断他，又从档案袋里取出一封信，“昨天收到的匿名举报信，反映你们北斗科技‘涉嫌投机倒把、非法经营、思想导向不正’。”
肖向东接过举报信。打字机打的，没有署名，但内容极其详尽：列举了北斗科技过去三年的主要业务、客户名单、收入金额，甚至提到了“主要成员有清华教师，利用学校资源谋私利”。信的最后一句话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必须警惕这种借改革之名行个人牟利之实的行为。”
他抬起头：“这封信……”
“按规定，我们要调查。”女同志合上档案，“所以你们公司的年检暂时不能通过。需要你们提供补充材料，说明举报信中提到的问题。另外，”她顿了顿，“由于涉及高校教师，我们会把情况通报给清华大学。”
雪又开始下了。肖向东走出工商局时，雪花斜斜地打在脸上，冰冷刺骨。他站在路边，看着手里的举报信复印件——方文敏通过关系要出来的。信的第三页有一段话特别醒目：
“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肖向东，原为北大荒知青，1978年考入清华。在校期间组织‘近春学社’，传播西方思想；毕业后以‘技术服务’为名，从事商业活动，与港商关系密切；近年又涉足股票买卖，鼓吹股份制，思想严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这不是普通的举报。这是对他过去九年所有活动的系统性清算。而且，写信人明显非常了解他——知道近春学社，知道北斗科技的细节，知道股票的事。
赵大刚？不，赵大刚虽然在广交会上态度复杂，但后来同意合作，应该不会做这种事。而且信里提到的细节，有些连赵大刚都不可能知道。
郑卫国？有可能，但风格不像。郑卫国要查，会走正式渠道，发红头文件，不会用匿名信。
那是谁？
肖向东想起陈思北说的：郑卫国在收集所有和他们有关的人的材料。也许，这封信是某个被调查的人写的？或者是郑卫国授意别人写的？
回到清华时，天已经黑了。系统工程研究会的实验室里，方文敏、陆文渊、杨志远都在等他。桌上摊着举报信的复印件，还有一份刚刚收到的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的《谈话通知》。
“明天上午九点，主楼会议室，分管校办产业的副校长谈话。”方文敏说得很平静，但手指在微微发抖，“通知是下午送来的，口气很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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