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清华经管学院的一间教室里举行，黑板上写着：“股份制试点调研报告会”。
肖向东把那一千张股票的复印件发下去——原件已经锁进保险柜。然后他开始讲述上海之行的全过程：从体改委的担忧，到工厂的现状，到发行现场的细节，到普通老百姓的反应。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手里拿着的不是普通的纸，是一个信号。”他说，“信号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从农村承包制、城市企业扩权，进入更深的层面——产权层面。而我们要做的，不是旁观，是参与。”
他走到黑板前，画出一个系统图：“股份制不只是融资工具，它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新模块。它连着储蓄系统、连着企业系统、连着市场系统、连着分配系统。我们买了股票，就成了这个新模块的第一个测试用户。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数据、我们的分析，可能会影响这个模块未来的设计。”
陆文渊接着发言，他从技术角度分析了飞乐音响的产品竞争力；方文敏从经济学角度讲解了股份制的理论依据；杨志远则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股票买了，怎么交易？如果我想卖，卖给谁？”
这个问题问到了关键。1984年的中国，还没有股票交易所。
“现在确实没有交易市场。”肖向东承认，“但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股份制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流动性。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研究如何建立二级市场——哪怕是最初级的柜台交易。”
会议持续到深夜。这群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在1984年冬天的北京，热烈地讨论着股票、股权、资本市场——这些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听来还像天方夜谭的概念。
散会时，方文敏叫住肖向东：“向东，有件事。郑卫国今天来找我了。”
肖向东心头一紧：“他说什么？”
“他问我，你们是不是真的买了股票。我说是。然后他说……”方文敏顿了顿，“他说‘我会盯着你们的，这是原则问题’。”
“他还那么固执。”
“不只是固执。”方文敏神色严肃，“他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调到国家体改委了，专门负责‘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我担心，他会把股票的事，上纲上线。”
肖向东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是啊，八年过去了，郑卫国从清华的学生干部，变成了国家部委的干部。而他们这些人，从地下学社，走到了金融改革的前沿。两条路看似平行，但总会在某个点交叉、碰撞。
“让他盯着吧。”肖向东最后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有合法手续，有研究价值，有实践意义。如果连这都能被扣帽子，那改革也不用改了。”
但话虽如此，他还是感到了一丝寒意。1984年的中国，虽然比1976年开放了许多，但意识形态的边界依然敏感。股份制、股票、资本市场——这些词本身，就带着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
那天晚上，肖向东在日记中写道：
“1984年11月28日。购得新中国第一批公开股票一千股，编号0387-1386。花费五万元，成员集资。”
“意义不在赚钱，在参与一场试验。金融改革的试验，产权改革的试验，思想解放的试验。”
“郑卫国又开始盯着了。这次他的身份更正式，手段可能也更正式。”
“但我们必须向前走。因为时间不等人，时代不等人。”
“忽然想起北大荒的地窖。那时我们藏着书，现在我们可以公开讨论股票。这就是进步。”
“虽然进步总是伴随着风险。”
合上日记本，他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已经翻旧了的《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的最新一期，第47页的右下角，依然有林美娟画的红十字标记——这是他们保持多年的习惯，虽然现在通电话更方便了，但这个仪式还在。
这次的红十字旁边，她写了一行小字：“听说你们买了股票。实验室的人都说你疯了，但我想，你一定是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保重。”
肖向东拿起笔，在下面画了一个股票走势图的简笔，写下：
“没疯，只是走在时间前面。就像你当年研究生物工程时，别人也说疯了。”“金融和医学一样，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器官。中国要现代化，这两个器官都必须发育健全。”“等着看吧，这张纸，可能会变成惊雷。”
是的，惊雷。1984年冬天买下的这张浅绿色纸片，会在未来变成中国资本市场惊雷的第一声闷响。而此刻，闷响还在云层深处酝酿，只有极少数人听到了那细微的震动。
肖向东就是其中之一。
他知道，路还很长，风险还很多。但有了八年前从地窖走出来的经历，有了这些年一次次破冰的实践，他相信——也必须要相信——这一次，他们依然能在新领域蹚出一条路。
因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这样一点点蹚出来的。而他们这一代人，注定是蹚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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