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室。教育部高教司调研组的三位领导坐在长桌一侧，校领导陪同，各系学生代表坐在对面。郑卫国也在，他作为“学生社团监督委员会”代表出席。
座谈会开始后，先由校领导汇报清华学生工作总体情况。然后轮到学生代表发言。前几个发言的都是又红又专的典型，讲如何学习马列、如何参加劳动、如何与工农结合。
轮到肖向东时，会议室安静了一瞬。所有人都知道近春学社的事，知道保卫处的调查，知道今天的座谈会某种程度上将决定这个争议团体的命运。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肖向东站起身，没有拿稿子，“我想结合我们‘系统工程研究小组’的实践，谈一点对高校学生思想建设的思考。”
他没有用“近春学社”，用了已经注册的新名字。这是第一步策略调整。
“过去半年，我们小组做了三件事：第一，系统学习了钱学森同志的系统工程理论，并尝试用它分析一些现实问题；第二，协助学校计算中心解决了进口设备的使用难题；第三，参与了一项与医学研究机构的协作课题。”
他讲得很平实，像在做技术汇报。讲到计算机汉化时，他展示了计算中心出具的使用证明；讲到生物医学协作时，他提到了“某保密科研项目”（没有点名春蕾）；讲到系统工程应用时，他展示了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绘制的“高校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型”图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一点：学生的思想活力，如果引导得当，可以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肖向东调转话锋，“但如何引导？我们认为需要建立三个机制。”
他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信息筛选机制——让学生接触前沿知识，但要配备专业的解读和辨析；第二，实践转化机制——让学生的奇思妙想有机会在受控环境中尝试；第三，风险评估机制——提前识别可能的问题，设置防火墙。”
调研组的组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司长，突然提问：“肖同学，你说的这些机制很好。但具体到你们小组，你们在讨论‘摩尔定律’‘信息社会’这些西方概念时，如何保证不被错误思潮影响？”
全场目光聚焦。郑卫国坐直了身体。
“我们的方法是：对比分析。”肖向东从容回答，“我们不仅看西方怎么说，更研究苏联在计算机领域的进展，分析日本技术追赶的经验，同时牢记钱学森同志说的‘系统工程要有中国特色’。比如在讨论微处理器时，我们同时研究了我国集成电路的现状和差距，并撰写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微电子产业的几点建议》——这篇建议已经通过学校渠道报送相关部门。”
这是真的。陆文渊确实写了这样一篇技术建议，虽然还很粗浅，但数据和思路是扎实的。
老司长点点头，继续问：“我听说你们还涉足了一些商业活动？”
“准确说，是科技服务。”肖向东纠正，“我们协助联系的设备进口，是为了解决科研急需；我们提供的技术咨询，是免费为校办工厂解决生产难题。所有这些活动，都在老师指导下进行，且不涉及任何个人牟利。”他出示了街道出具的北斗科技资金使用证明——那三千元确实还在基金账户里，用于购买资料和组织调研。
座谈会持续到下午五点。肖向东回答了七个问题，每一个都准备充分，既有数据支撑，又有理论高度，最关键的是——始终站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立场上。
结束时，老司长走到他面前：“肖同学，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很系统，特别是那个‘思想活跃度与创新产出的相关性分析’，有数据有案例，很难得。”他压低声音，“报告里提到的一些建议，比如建立‘学生创新实验区’，我们回去会认真研究。”
这句话很轻，但意义很重。
第二天，校党委召开紧急会议。会后传出消息：第一，近春学社转型的“系统工程研究会”正式获批，周振华教授任指导老师；第二，学校将设立“学生科技实践活动专项基金”，首批试点支持三个项目；第三，关于肖向东的“调查”暂时中止，等待“进一步观察”。
危机暂时化解了。
但肖向东知道，这只是停火，不是和平。郑卫国在散会时看他的眼神，充满了不甘和更深的敌意。而校保卫处那边，虽然没再找他，但赵副处长托人带话：“好自为之。”
那天晚上，肖向东一个人去了近春园。春寒料峭，荒园里只有残雪和枯草。他坐在太湖石上，看着西山的轮廓，忽然觉得疲惫如潮水般涌来。
“累了？”
声音从身后传来。肖向东猛地回头——林美娟站在月光下，穿着军大衣，围巾裹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美娟？你不是……”
“协作点被查封是事实，但资料我转移了。项目暂停，人没散。”她走过来，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我听说你今天在座谈会上的表现。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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