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北京还是隆冬，深圳已是潮湿的早春。肖向东站在罗湖桥头，风从香港新界的方向吹来，带着咸腥的海味和隐约的柴油机废气——那是边境线那边集装箱码头的气息。
他是三天前抵达的。名义上是“清华学生寒假社会调查”，实际背负着三重任务：第一，与港商陈先生敲定Apple II的接收方案；第二，为“北斗科技”深圳办事处选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亲自看看这个即将被命名为“经济特区”的地方，究竟在发生什么。
李卫国在关口接他。半年不见，这个曾经沉稳的北大荒知青，皮肤晒成了小麦色，眼神里有了一种锐利的光芒。他握紧肖向东的手：“向东，这里一天一个样。”
确实如此。从罗湖到蔡屋围的土路上，拖拉机、卡车、自行车挤作一团，尘土飞扬。路两边到处是工地：有的在挖地基，有的在立脚手架，有的只是用石灰在地上画出白线——那是未来的厂房轮廓。标语牌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落款是“蛇口工业区指挥部”。
“这话谁提的？”肖向东问。
“袁庚。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负责人，蛇口开发的掌舵人。”李卫国压低声音，“他去年底在中央立了军令状，要‘在荒滩上建起现代港口’。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在和香港抢速度。”
他们住进蔡屋围的“建设者招待所”——其实就是一排铁皮屋顶的简易房。房间里只有两张木板床，一个搪瓷脸盆，墙上贴着泛黄的《深圳镇街道图》。地图上的深圳河蜿蜒如肠，河北岸标注着“宝安县”，河南岸是“香港新界”。
“陈先生那边什么情况？”肖向东放下行李就问。
李卫国关上门，从床底拉出一个木箱，取出用油布包裹的两台机器——不是完整的计算机，而是拆散的主板、电源、显示器。“走私进来的，分了三批：主板混在电子零件里，显示器说是‘教学示波器’，键盘藏在印刷机械的包装箱里。”
肖向东蹲下检查。Apple II的绿色主板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那是1979年最先进的微处理器技术，此刻却像地下交易的赃物。
“另一台呢？”
“被海关扣了。”李卫国声音发干，“陈先生的亲戚在文锦渡海关有关系，本来能过，但上周突然换了值班科长，坚持要开箱检查。现在机器扣在海关仓库，说要‘请示上级’。”
“理由？”
“《进出口物品管理条例》没有‘微型计算机’这一项，海关不知道该怎么归类。有人说是‘先进教学设备’，有人说是‘资本主义奢侈品’，还有人怀疑是间谍工具。”李卫国苦笑，“最讽刺的是，扣留我们机器的那位科长，桌上就摆着一台日本产的计算器——那也是进口的。”
肖向东沉默。这就是1979年初的中国：一面向世界打开门缝，一面用旧尺子衡量所有新事物。
“陈先生还愿意继续吗？”
“愿意，但条件变了。”李卫国递过一张纸条，“他要我们在一周内，拿出这两台机器的‘国家级应用前景报告’，最好是能打动某个部委领导。如果能拿到批文，不仅被扣的机器能放行，他还可以再提供五台，作为‘港商支持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捐赠。”
“一周？这怎么可能——”
敲门声突然响起。两人对视一眼，李卫国迅速把机器藏回床底。
门外是招待所管理员，一个五十多岁的本地阿姨，用带浓重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说：“李同志，指挥部电话，说有紧急通信故障，问有没有懂无线电的同志能帮忙。”
指挥部？肖向东看向李卫国。
“蛇口工业区临时指挥部，我在这边做志愿者，帮忙翻译技术资料。”李卫国解释，然后对管理员说，“我去看看。”
“我也去。”肖向东说。
他们骑上借来的二八自行车，沿着颠簸的土路向海边骑去。蛇口还是一片荒滩，但海岸线上已经建起了简易码头，几台履带式起重机正在装卸建筑材料。指挥部是一排用集装箱改造的临时房屋，屋顶竖着高高的无线电天线。
故障现场围了一圈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军官正在训斥几个年轻技术员：“通信中断三个小时了！香港那边的船队联系不上，耽误了卸货，谁负责？！”
“首长，我们检查了，设备本身没问题，可能是天线被海风——”
“我要解决方案，不是解释！”
肖向东注意到角落里蹲着一个三十多岁、穿旧军装的技术员，正用万用表测试电台的电路板。他眉头紧锁，但动作沉稳，手指在密密麻麻的元件间快速移动。
“任工，有头绪吗？”李卫国低声问那人。
被叫做“任工”的技术员抬头，肖向东第一次看清他的脸——方脸，浓眉，眼睛不大但极为专注。他摇摇头：“发射模块正常，接收模块正常，但调制解调环节有信号衰减。可能是高频震荡器受潮，也可能是……”他停顿了一下，“我们用的苏联制式电台和香港那边的美制设备，频段有微小差异，以前不碍事，但今天海面有电离层扰动，这点差异就被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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