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重工机械厂的大喇叭在清晨七点准时响起，尖锐的广播声像一把钝刀划破沉睡的空气。
陈启年穿过职工澡堂飘来的肥皂味，水汽凝在玻璃窗上，模糊了视线。
他看见周明德站在行政楼门口，那位副厂长的西装熨得比往日更挺括，布料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
周明德的目光扫过陈启年时，像刀尖划过玻璃——带着刺啦刺啦的锐响，割裂了清晨的宁静。
“陈技术员。”李建国从楼梯口转出来，手里晃着个搪瓷缸，杯沿沾着隔夜的茶渍，泛着微微的酸味。
“张厂长让你去办公室。”他特意把“技术员”三个字咬得极重，尾音带着点阴恻恻的颤，仿佛这三个字不是称呼，而是一记鞭子。
陈启年跟着李建国上楼，路过公告栏时瞥见新贴的《改制小组人员调整草案》，周明德的名字排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七八个生面孔——都是最近半年突然调进厂的“关系户”。
他脚步顿了顿，纸张边缘被风吹得轻轻翻动，像一群不安分的白鸟。
李建国立刻冷笑：“看什么？新班子要新气象，有些人啊，该识趣。”
推开厂长办公室门，张建国正对着窗台上的兰花发呆。
阳光透过玻璃斜斜地打在叶片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陈启年注意到他右手小指在桌沿轻轻叩着，那是他紧张时的老毛病。
前世陈启年被诬陷时，张建国也是这样叩着桌子说“证据确凿，组织决定”，现在想来，那些所谓的“证据”，怕都是周明德塞到他抽屉里的。
“小陈啊。”张建国摸出包红塔山，抽出一支又放下，指尖摩挲着烟盒边缘，像是在寻找某种慰藉。
“改制小组要重组，周副厂长的意思是……技术科暂时由王科长代管。”他声音越来越低，像被人掐住了脖子，连呼吸都变得艰难。
陈启年垂眼盯着自己磨得起球的袖口——这是他故意穿的旧衬衫，为的就是让周明德放松警惕。
布料粗糙地蹭着手腕，仿佛在提醒他别忘了那些被陷害的日子。
“张厂长，”他声音温驯得像块软玉，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我昨天整理了份《职工代表监督条例》，正好请您过目。”说着从帆布包里抽出一沓文件，最上面盖着鲜红的“江南重工工会”公章，红得刺眼。
李建国猛地凑过来，扫了眼标题就变了脸色：“搞什么监督委员会？这是越权！”
“符合94年《国有企业改制指导意见》第三章第七条。”陈启年翻开文件，指节抵在具体条款上，指甲边缘还残留着机油的痕迹。
“职工代表、技术骨干、纪委人员三方监督，防止资产流失。”他抬眼时目光灼灼，像淬过火的钢，“周副厂长总说要透明改制，这条例该是他最支持的才对。”
李建国的搪瓷缸“当啷”掉在地上，褐色茶渍在水泥地上洇开，像块狰狞的伤疤，空气中弥漫着苦涩的茶香。
当天下午的座谈会设在大礼堂。
陈启年站在褪色的“团结奋进”横幅下，布料边缘已经泛白，像岁月留下的裂痕。
他看着台下坐得满满当当的职工：老钳工王师傅攥着保温杯，手指关节粗大，眼神却亮得像淬了火；技术科的小刘在笔记本上画着机械图，笔尖戳破了纸，发出细微的“嗤”声；连食堂的张婶都搬了条长凳，怀里还揣着给孙子织的毛衣，毛线针偶尔碰在凳子上，发出清脆的“嗒”声。
“监督委员会不是要跟谁过不去。”陈启年的声音混着扩音器的电流声，在礼堂里嗡嗡回响，带着金属的冷冽。
“是要让每台机床、每颗螺丝都晒在太阳底下——咱们干了三十年的厂子，不能稀里糊涂就没了。”
台下突然响起掌声，像雷雨前的闷响。
王师傅颤巍巍站起来：“我投陈技术员一票！”张婶跟着拍红了手：“对，咱们工人得有说话的地儿！”
周明德坐在最后一排，手指深深掐进藤椅缝里，指节泛白。
他看见李建国凑过来耳语，喉结动了动，终究没开口，连呼吸都变得沉重。
散会时林婉秋等在后台，蓝布工装口袋里露出半截图纸。
她身上的机油味混着淡淡的茉莉香，是她常用的护手霜味道。
“启年，”她把图纸摊在化妆镜前，是量子通讯终端的改良方案，纸张边缘还带着复印机的余温，“我提拔了小刘当项目组长，他捣鼓数控机床的点子特别好。”她的耳尖有点红，声音低了下来，“就是……李主任今天去技术科转了三趟，说我‘任人唯亲’。”
陈启年摸出块手帕给她擦沾在脸上的粉笔灰，布料柔软地拂过她的脸颊。
“谣言起得越快，尾巴露得越早。”他指腹擦过她眉骨，动作轻柔却坚定，“你做得对，技术科就该用能干事的人。”
果然，三天后车间里开始传“陈启年收了南方商人的好处”。
陈启年蹲在机床边听老吴头念叨“听说他跟王志走得近”，只当没听见，转身去了废料堆——那里藏着他让林婉秋偷偷拷贝的技术科近三年设备采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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