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铁栅栏在初秋的阳光下泛着冷光。我攥着探视单的手指微微发紧，纸上“老鬼”两个字被汗水洇出毛边，就像三年前在法庭上，张律师递给我的那份辩护词边缘的褶皱。
“然哥，他要是耍花样怎么办？”刀疤脸往腰后摸了摸，那里藏着根磨尖的竹片——是昨天在仓库劈柴时特意留的，竹节处还沾着松香。火狐狸拽了拽他的袖口，蓝印花布衫的线头缠在他的银镯子上，那是去年立秋时，街坊们凑钱给他打的平安镯。
登记处的玻璃擦得锃亮，映出我们三个的影子：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火狐狸的麻花辫梢别着朵干桂花，刀疤脸的军绿色外套肘部打着块补丁，是瘸子用缝纫机扎的，针脚歪歪扭扭像条小蛇。三年前我们三个站在聚义堂的匾额下时，影子比现在更瘦，也更硬。
会见室的铁门“哐当”一声开了，老鬼穿着灰蓝色号服，步履蹒跚地挪进来。他左眼果然蒙着块黑布，右眼角的疤痕像条干涸的河，比照片上苍老了不止十岁。当年在码头火拼那晚，我隔着货轮的浓烟看见他时，这道疤还泛着血珠。
“苏小子，好久不见。”他坐下时手铐蹭着桌面，发出刺耳的声响，“火狐狸也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当年你总偷老炮儿的桂花糖吃吗？”
火狐狸往搪瓷杯里倒着热水，水汽模糊了她的睫毛：“老鬼叔，账本里的哭脸，是你画的吧？”她推过去的水杯沿上，印着朵小小的桂花——是她用烧红的铁丝烫的，跟老炮儿账册上的记号几乎一样。
老鬼的喉结滚动了一下，黑布下的左眼似乎动了动：“那批救济粮，当年是我帮着藏的。”他的指甲在桌面上划出浅痕，“但后来少了三麻袋，老炮儿以为是我贪了，拿着账本问我那天晚上在哪儿。”
我突然想起三年前码头火拼前夜，老炮儿坐在火锅店的门槛上，往烟袋里塞着旱烟。“小然，人这一辈子，总得信点什么。”火星子落在他的千层底上，“老鬼跟着我三十年，可账本不会说谎。”现在想来，他说的或许不是不信老鬼，是不信人心会比账本更凉。
“那天晚上我在档案馆。”老鬼的声音突然低下去，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虎爷的弟弟，就是现在的码头总调度，他让我把藏粮的账页换下来。”他往搪瓷杯里弹了弹烟灰，“说给我五百块，让我远走高飞。”
刀疤脸突然拍了下桌子，竹片从腰后滑出来半寸：“那你为什么要跑？为什么不告诉老炮儿？”他的拳头捏得发白，指节上的冻疮疤绷得像根快要断的弦——当年老炮儿就是为了找老鬼，才被货轮的爆炸波及，断了三根肋骨。
老鬼的右眼里滚出颗浑浊的泪，砸在桌面上洇成个小水点：“我看见他往老炮儿的酒壶里掺东西。”他的声音开始发颤，“那是种能让人变糊涂的药，他说要让老炮儿忘了账本的事。我怕来不及报信，就揣着真账本跑了，想找机会交给张律师。”
会见室的挂钟突然“当”地响了一声，惊飞了窗外电线上的麻雀。我望着老鬼黑布下的左眼，突然想起林小梅说过，当年有个独眼龙总去她那儿修眼镜，镜片的度数一年比一年深——那或许不是近视镜，是装着玻璃眼珠的义眼。
“码头总调度的保险柜里，有本黑账。”老鬼突然往前倾了倾身，手铐的铁链绷得笔直，“记着这些年他收的保护费，还有当年怎么买通眼镜蛇团伙，伪造军火案栽赃龙虎帮。”他往我手里塞了张揉皱的烟纸，“钥匙在他闺女的音乐盒里，那孩子总在下午三点去看守所对面的公园喂鸽子。”
火狐狸突然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张律师说，你上个月申请了保外就医。”她的指甲掐进掌心，渗出点血珠，“为什么突然要见我们？”
老鬼的目光落在她辫梢的干桂花上，嘴角扯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胃癌晚期，没多少日子了。”他从号服口袋里摸出个油纸包，“这是老炮儿当年夹在账本里的桂花，我揣了三年，总想着有机会还给他。”
油纸包打开的瞬间，股陈腐的香气漫开来，里面的桂花已经变成深褐色，却依然保持着抱团的形状。我突然想起老炮儿教我记账时说：“桂花这东西，抱团才香，人也一样。”
会见结束时，老鬼突然叫住我：“苏小子，老炮儿的坟前，记得多浇点青梅酒。”他的手铐在空中晃了晃，“当年他总说，等龙虎帮的账清了，就跟我回乡下种桂花树。”
走出看守所时，秋阳正好斜照在对面的公园。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正蹲在草坪上，手里的音乐盒转着圈，叮叮咚咚地唱着《茉莉花》，盒盖上的彩绘是片桂花林，树下两个老头正碰杯喝酒，一个左眼戴着眼罩，一个戴着老花镜。
“那就是他闺女。”火狐狸往我手里塞了颗水果糖，糖纸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的橘色糖块，“张律师查过，孩子妈走得早，一直跟着她爸住码头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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