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卮言》是体现“后七子”诗文理论的重要着作，是这一流派的理论依托。面对文坛萎靡现象，王世贞曾指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而平，其色雅而丽，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今之操觚者，日晓晓焉，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按之无力也，彼犹不自悔悟，而且高举而阔视，曰：吾何以盛唐为哉？”这一理论与《艺苑卮言》中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王世贞通过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为什么要以盛唐为学习的标准，就是因为盛唐诗歌气象雄浑、辞色雅丽，意蕴悠长，符合了诗歌审美的所有特征，所以，盛唐诗歌当仁不让地成了诗人学习的典范。
王世贞推崇作诗要效法盛唐，但他的最高诗歌理想是汉魏古诗的自然质朴。他指出：“西京、建安，似非琢磨能到。要在专习，凝领久之，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声色可指。这句话指出了汉魏诗歌的不可模仿，以及其浑然而来，毫无雕琢的天然创作过程，可见王世贞在具体诗歌创作中独到而精准的眼光。王世贞对不良文风给予了严厉的指责，在《艺苑卮言》中多次提到了自己对宋代诗风的不满，他很重视诗歌的纯文学性，在谈及对乐府诗的拟作时提出：“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一涉议论，便是鬼道。”谈及七言律诗的取材时，他指出：“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后事。此诗家魔障，慎之慎之。”王世贞把这种忽略诗歌文学性的写作方法称为“鬼道”、“诗家魔障”，从其描述的严重程度可见，王世贞对宋代诗歌重视说理、重视才学，在语言上用功的流弊的批判非常严厉。明代以来，僵化平庸的台阁体，以诗论道的道学体，以及摸拟抄袭前人的拟古派先后充斥于诗坛，造成了诗坛一股不小的萎靡风气。他们的共同缺点就是虚假抄袭、缺乏真情实感。所以，王世贞提出了“真情说“，这一说法在纠正当时诗人普遍存在的虚假文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世贞不仅在文学理论方面为“后七子”，乃至后人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他具体的文学创作也成为了人们争相学习的典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田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虽然，这一评价对王世贞来说是负面的，有失偏颇的。但是，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王世贞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影响。可想而知，他所提到的复古说在当时文人中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仅《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移》《艺苑卮言》就足以奠定王世贞卓越的文学地位。因为他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了自己驾驭不同体裁作品的才能，足以成为后世的典范。
此外，王世贞对戏曲也有研究。他的曲论见于《艺苑卮言》的附录，后人摘出单刻行世，题曰《曲藻》。王世贞已较深刻地认识到戏曲艺术的美学特点，“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关键在于“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锺、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由此出发，他认为戏曲成功与否首先在于是否“动人”。他称赏《荆钗记》，因为它“近俗而时动人”；他批评《香囊记》，因为它“近雅而不动人”。这是他戏曲观的精华处。《曲藻》在引述前人曲论时，或赞成，或驳难，都颇精当。
王世贞是吴门地区杰出的书画鉴藏家，他与众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很深的交游。就书法而言，他的篆隶书学观极力推崇文征明和其弟子的书法，对前代书家有所鄙薄；其篆隶书学观虽有偏颇，但在篆隶创作式微的明代，他对篆隶的鉴赏和品评弥足珍贵，对后世篆隶创作和品评的兴起不无裨益。
王世贞善书，然而书名不显。明人詹景凤说：“元美虽不以字名，顾吴中诸书家，唯元美一人知法古人。”这个评价并不低；王世贞除了能书，同时对书画理论也深有研究和见解，是卓有建树的书画评论家，着有《王氏书苑》《画苑》《弇州山人题跋》《弇州墨刻跋》《三吴楷法跋》等。他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三之《淳化阁帖十跋》中说：“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品、临摹者，三四割石，犹足压倒余子。诗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吾于书亦云。”他在《山谷伏波神祠诗临本》题跋中写道：山谷书刘禹锡《经伏波神祠》诗，最为奇逸，有潆洄飞舞之势。王世贞在跋黄庭坚《浣花溪图引卷》中评道：“……老杜浣花溪图引也。歌词力欲求奇，然是公最合作语。书笔横逸疏荡，比素师饶姿态，亦稍平易可识。而结法之密、腕力之劲、波险神奇，似小不及也……。”跋文中“素师”是指唐代着名书家怀素，王世贞对黄庭坚与怀素书法特点的比较非常准确。明人有曰：“世贞书学虽非当家，而议论翩翩，笔法古雅。”“古雅”二字，正是王世贞平常论书的标准之一。
王世贞的治史方法大致是以国史辨野史、家乘；以野史、家史互较，取其可信者；以亲见亲闻为考史依据；以诏诰等原始材料为考证的重要依据；以事理、情理作为撰史的重要标准。王世贞运用这些方法对明代史实进行了深入的考辨，这在明朝是不多见的，并且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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