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叫头遍时，陈默就醒了。窗外天还没亮，只有几颗残星挂在墨蓝色的天空上，西厢房传来父亲翻来覆去的动静——想必是还在为收购资金的事犯愁。陈默揉了揉眼睛，从床上坐起来，借着微弱的月光摸出昨天借的《农村经济学》，翻到“农产品风险控制”那一页，指尖在“分散投资、供需预判”几个字上反复摩挲。
他知道，今天是关键的一天。不仅要卖掉母亲的银镯子和家里的老母鸡，凑够收购苹果的钱，还要彻底断了父亲心里“收购大蒜”的念想——昨晚他起夜时，听见父亲跟母亲嘀咕“要不还是收点大蒜，万一苹果卖不出去，还能有点退路”，这话让他心里一紧。
“阿默，醒了？”母亲王秀兰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盒子，“我把镯子包好了，等会儿跟你爸去镇上，他去卖鸡，我去当铺问价。你在家把苹果再清点一遍，别让老鼠咬了。”
陈默接过红布包，触手冰凉，盒子里传来银器碰撞的细微声响。他打开一看，两只银镯子已经有些发黑，内侧刻着小小的“秀”字——那是母亲的名字。“妈，要不镯子先别卖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陈默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声音也低了几分。
“傻孩子，说啥呢。”王秀兰笑着把盒子合上，重新塞进他手里，“镯子再贵重，也不如咱们家日子过安稳重要。再说，等苹果卖了钱，咱们再赎回来，到时候我还能戴着它给你娶媳妇呢。”
陈默鼻子一酸，把红布包紧紧攥在手里，点了点头。
早饭是玉米糊糊配咸菜，陈建国扒拉着碗里的糊糊，眼神有些飘忽。陈默看在眼里，放下碗开口道：“爸，今天去镇上，除了卖鸡和当镯子，咱们还得去趟果品站，跟他们打听一下今年苹果收购的具体时间和价格。”
“去果品站干啥？咱们现在收的苹果，等他们开始收的时候再卖就行，急啥？”陈建国头也不抬地说，手里的筷子却顿了一下。
“爸，我是想确认一下收购时间，咱们好提前做准备。”陈默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还有，昨天我听李叔说，镇上的张老板已经开始收大蒜了，一斤给一毛八，比去年高了三分钱。”
陈建国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放下筷子看着陈默：“真的？张老板还收？”
“真的。”陈默点了点头，话锋一转，“但是爸，你知道张老板为啥敢收这么多大蒜吗？因为他跟县城的罐头厂签了合同，不管价格涨不涨，罐头厂都按保底价收他的大蒜。咱们要是没这合同，收了大蒜，万一价格跌了，咋办？”
陈建国脸上的兴奋瞬间褪去，又皱起了眉头：“我跟张老板不熟，哪能拿到合同……”
“就是啊。”陈默趁热打铁，“咱们家本来就没多少积蓄，要是收了大蒜，到时候卖不出去，不仅没钱供我上学，还得欠更多债。可苹果不一样，咱们现在收的都是没人要的滞销果，成本低，就算果品站收购价低一点，咱们也亏不了多少，要是价格真能涨到四毛，咱们就能赚不少。”
他一边说，一边从书包里掏出昨天整理的“大蒜价格波动表”——这是他根据2025年档案里的“90年代农产品价格年鉴”画的，上面清晰地标注了1992-1996年每年大蒜的收购价和市场价，其中1996年大蒜价格暴跌的曲线格外醒目。
“爸，你看这表。”陈默把表递到父亲面前，“1996年春天，大蒜收购价也是一毛八，可到了夏天，就跌到了八分，很多收大蒜的都赔了钱。今年跟去年的情况差不多，现在看着价格高，说不定过两个月就跌了。咱们不能冒这个险。”
陈建国盯着表格看了半天，手指在1996年的价格曲线上反复划过，脸色越来越凝重。他想起去年镇上的刘老栓，就是因为收了太多大蒜，最后赔得卖了家里的牛，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叹了口气：“行，爸听你的，不收大蒜了，专心收苹果。”
陈默心里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笑容：“这就对了，爸。咱们慢慢来，肯定能把日子过好。”
吃完早饭，陈建国推着自行车，车后座载着鸡笼和装着银镯子的红布包，王秀兰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陈默则跟在旁边步行，一家三口往镇上赶。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晨光慢慢洒下来，把路面的露水照得亮晶晶的，路边的野草上还挂着水珠。
“阿默，你说咱们的苹果，真能卖到四毛钱一斤吗？”王秀兰坐在前梁上，小声问。她心里还是有些没底，毕竟家里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些苹果上了。
“妈，肯定能。”陈默语气坚定，“就算卖不到四毛，三毛五总有的，到时候咱们不仅能还清家里的欠款，还能给你买块新布料。”
王秀兰笑了，眼角的细纹挤在一起：“妈不要新布料，你能考上大学，比啥都强。”
到了镇上，他们先去了集市。陈建国找了个角落，把鸡笼放下，开始吆喝：“卖鸡了！下蛋的老母鸡，便宜卖了！”很快就有一个围着围裙的大妈过来问价：“这鸡多少钱？真能下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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