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焦急等待中流逝。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代表导弹的绿色光点依据惯性导航数据向前移动。末段导引头开机时间到了，但受到干扰，信号极其微弱且不稳定。
“一号弹红外成像开机！……疑似捕获热源！……跟踪不稳定！”
“二号弹……信号丢失！重复，二号弹末段信号丢失！”
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号弹能否命中？二号弹会飞向何处？
突然，负责监测的军官大喊：“一号弹命中！光学观测站确认，靶船（模拟目标）发生剧烈爆炸！”
几乎同时，另一方向报告：“二号弹……未命中预定靶区，但在其侧后方约五公里处的无人荒滩上发生爆炸！未造成其他损害。”
结果一喜一忧。一号弹在强干扰下，依靠红外成像模式成功识别并命中了具备明显热源特征的目标，验证了该备份方案的可行性。二号弹则因干扰过强和自身系统稳定性问题失的，但未造成附带损伤，且故障自毁（模拟）机制有效。这暴露出导弹在极端复杂电磁环境下可靠性的不足，以及多模制导系统融合算法的欠缺。
尽管如此，“雷霆”演习的首次实弹拦截，依然取得了宝贵成果。它证明了在遭受强电子干扰时，依托体系支撑和多手段并用，仍有可能对来袭之敌实施有效反击。更重要的是，演习中暴露出的雷达抗干扰短板、数据链稳定性问题、多源信息融合瓶颈、以及导弹制导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脆弱性，都成为了后续技术改进和战术研究的珍贵“靶子”。
演习仍在继续，转入反潜、防空、抗登陆等科目。但“鹰击”导弹这一击，已经足够传递出明确信号。
消息虽经严格控制，但无法完全保密。台湾和华盛顿方面，通过技术侦察手段，捕捉到了演习中异常强烈的电磁对抗信号和导弹发射的特征信息。尽管细节不详，但“中国军队正在进行大规模、高强度、融入新式武器的联合演习”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引起高度警惕和重新评估。
就在“雷霆”演习如火如荼进行时，另一条战线的交锋，在东京的暗影中达到了白热化。
CIA与日本“自卫队”筹委会情报部门联合策划的“深潜”行动，终于启动。三月二十六日夜，东京警视厅以“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和“与可疑外国组织有关联”为名，突然对数十名旅日中国留学生、研究人员以及部分与之交往密切的日籍友好人士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和传唤。行动经过精心策划，利用了一些捏造或夸大其词的“证据”，意在制造恐慌，逼迫相关人员“合作”或离境。
李朝阳的“影子”小组在深度静默中，通过极其隐秘的渠道（一位与王雨薇单线联系、潜伏在日本左翼团体内的内线）提前数小时获得了行动的大致时间和目标名单。然而，时间仓促，他们无法预警所有人，自身也面临暴露风险。
“必须行动！”李朝阳眼神冰冷，“‘深潜’的目的不仅是抓人，更是要挖出我们在东京的网络。名单上有几个是我们接触过、或可能知道我们存在的关键中间人。一旦他们被突破，后果不堪设想。”
“直接干预风险太大。”陈骁眉头紧锁，“警视厅和特高课的人不是平川介那种外围混混。”
“不直接救人。”王雨薇突然开口，眼中闪着寒光，“我们给他们制造更大的混乱，转移视线，掩护关键目标撤离或坚壁清野。”
她迅速调出监听记录和情报分析：“这次行动，CIA和日本情报部门之间也有龃龉。日方不满美方过于强势，担心引发国内反美浪潮和左翼势力反弹。我们可以‘帮’他们一把。”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小组内迅速形成：利用之前掌握的、关于CIA东京站部分人员与日本右翼商人、甚至与东南亚某些军火走私集团存在利益输送的模糊线索（部分来自平川介案的边角料），伪造一系列指向性更强的“匿名举报信”和“证据照片”，在“深潜”行动进行的同时，通过多条无法追踪的渠道，分别投递给日本国会内几个有影响力的在野党议员办公室、主流媒体调查记者，以及美国驻日盟军司令部内与CIA存在竞争关系的军方情报官员。举报信内容暗示，此次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执法行动”，是CIA为了掩盖其自身在日本的某些非法商业活动和情报失误而“导演”的闹剧，目的是转移视线，并胁迫日本政府配合其更危险的对华挑衅计划。
“同时，”王雨薇补充，“启动我们掌握的、在日部分右翼媒体内的关系，匿名提供一些关于‘深潜’行动针对目标中，包含有亲美日本学者和商人的‘误伤’名单，煽动舆论对行动‘扩大化’和‘侵犯学术自由’的批评。”
行动在高度紧张和精确计时中展开。就在警视厅的搜查行动进行到一半、媒体开始得到风声时，匿名举报信如同炸弹般被投递出去。几乎同时，几家小报开始出现质疑“深潜”行动合法性、暗示其背后有外国势力操纵、并可能损害日本自身利益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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