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市谷台。
这片曾经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参谋本部所在地，如今戒备森严，气氛凝重。原本的军校建筑被紧急改造，巨大的礼堂被布置成了审判庭。高悬的盟国旗徽下，是审判长席、检察官席、辩护人席，以及用防弹玻璃隔开的被告席。旁听席上，坐满了来自各国的军官、外交官、记者，以及经过严格筛选的日本民众代表。
这里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MTFE）的审判现场。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备、证据搜集、战犯逮捕和预审，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终于在这一天正式开庭。
审判长席上，端坐着来自澳大利亚的韦伯爵士，两旁是分别来自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的十位法官。中国法官梅汝璈面容肃穆，目光如炬。
检察官席上，首席检察官是美国律师约瑟夫·季南，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团队——以倪征燠为首，汇集了精通国际法、日语和日本国情的一流法律人才，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由“海棠”和“家里”在战场、敌后以及占领后搜集到的，关于日军在华暴行、侵略计划、违反战争法规的确凿证据。
被告席上，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共计二十八名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日本前军政要员，身着普通的西装或便服（未穿军装以示剥夺荣誉），神色各异地坐着。东条英机试图保持镇定，但紧抿的嘴唇和不时抽搐的眼角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和怨毒。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者之一）则低垂着头，不敢与检察官和法官席上的中国代表对视。
法庭内鸦雀无声，只有摄影机的轻微转动声和速记员的笔尖沙沙声。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在开庭！”韦伯爵士敲响了法槌。
漫长的起诉书宣读开始了。检察官们用平实却充满力量的语调，历数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自1928年皇姑屯事件以来，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侵略战争，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侵略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制造南京大屠杀；推行“三光政策”；实施细菌战（如731部队）、化学战；虐待战俘和平民；掠夺资源；奴役劳工……
一桩桩，一件件，铁证如山。当中国检察官倪征燠站起身，开始陈述日军在中国特别是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并出示了大量照片、文件、幸存者和原日军士兵的证词时，法庭内的气氛达到了一个压抑的顶点。旁听席上，许多中国代表和记者眼眶泛红，强忍悲愤。一些尚有良知的日本旁听者也面露惊骇和羞愧。被告席上，松井石根等人的头垂得更低。
东条英机却挺直了腰杆，在辩护律师的示意下，准备进行反驳。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和“天皇”，是“自卫”和“解放亚洲”，甚至试图将战争责任推给中国“挑衅”和美国“压迫”。
然而，在严密的法律程序和如山铁证面前，他的狡辩显得苍白无力。检察官们早已料到这一点，准备的证据链环环相扣，不仅证明了其个人罪责，更揭示了整个日本统治集团发动侵略战争的共同阴谋。
审判预计将旷日持久，但序幕已经拉开。正义的清算，终于降临到这些战争元凶的头上。每一天的庭审，都通过无线电和有限的新闻影片，向日本全国、向全世界播报。这对于刚刚战败、尚未从军国主义思想毒害中完全清醒的日本社会，无异于一次次惊雷和灵魂的拷问。
就在东京审判紧张进行的同时，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SCAP）内，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也在持续。
麦克阿瑟将军的办公室宽敞而充满权势感。这位自视为“日本太上皇”的美国五星上将，正叼着他的玉米芯烟斗，听着下属关于占领政策执行情况的汇报，但心思显然不完全在此。
“将军，中国占领军方面再次提出，要求将三菱重工、中岛飞机等指定赔偿工厂的核心设备，按照赔偿协议清单，尽快拆卸装船运往中国。他们提供了详细的设备清单和技术人员名单。”一名参谋报告。
麦克阿瑟皱了皱眉：“告诉中国人，这些工厂的设备评估和拆卸工作需要时间，而且涉及到日本战后基本民生和工业恢复的考量，不能操之过急。让他们先提交更‘合理’的清单。”
“将军，苏联代表在管制委员会上坚持要求参与对北海道煤矿和钢铁工业的管制，并暗示如果我们不同意，他们将自行其是。”
“俄国佬……”麦克阿瑟冷哼一声，“给他们一点边缘的、破坏严重的矿区管理权，安抚一下。核心的、完好的工业设施，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日本未来的工业基础，要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变成俄国人或者中国人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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