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把最后一块腊肉埋进地窖的稻谷堆里，拍了拍手上的灰。地窖里阴凉潮湿，弥漫着粮食和陈年木头的味道，一排排陶罐整齐地码在墙角，里面装着咸菜、豆豉、豆瓣酱，都是用空间里的蔬菜做的，够他吃上好几年。而在更深的角落，用厚木板隔开的暗格里，藏着更金贵的东西——几匹上等的绸缎，十几斤精炼的白糖，还有一箱子用蜡封好的罐头，都是这个时代能让人眼红的硬通货。
他轻轻合上暗格的木板，又用稻草盖好，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即使在自己的小院里，这些东西也不能见光。
不是他胆小，是这时代容不得“特殊”。
刚来四九城时，他不懂这些。那时候空间里的粮食刚收获，他见邻居张婶家的孩子总吃不饱，就偷偷给了她半袋白面。张婶当时吓得脸都白了，把面塞回他手里，哆哆嗦嗦地说：“小沈，这东西不能随便拿出来，会出事的！”
后来他才明白，在这个处处凭票、人人勒紧裤腰带的年代，突然拿出超出寻常的物资，就像黑夜里举着灯笼，想不引人注意都难。轻则被怀疑“投机倒把”，重则可能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到时候别说保住空间，能不能保住小命都是未知数。
国家机器的力量，他在街道办事处见过一次。
有个小贩偷偷在胡同口卖鸡蛋，没出半小时就被巡逻队抓了现行。小贩哭喊着说家里孩子等着鸡蛋救命，可巡逻队的人根本不听，反绑着他的胳膊往车上拽，嘴里喊着“打击投机倒把，人人有责”，那架势，容不得半点辩解。周围的邻居没人敢求情，都低着头匆匆走开，生怕沾上边。
沈言站在人群外，看着那小贩被拉走，心里一阵发凉。他空间里的鸡蛋能堆成山，可那一刻，他只觉得后怕——如果被人发现，自己会不会也是这个下场？
从那以后，他学会了“藏”。
空间里的大米，他从不直接拿出来吃，总要掺上些粗粮，煮得糊糊的，看着和普通人家的饭没两样；空间里的蔬菜，他每次只摘一点点，还特意弄得带点泥土，装作是从菜市场买的；就连给小黑吃的鱼，都要先在外面的河里泡一泡，去掉那股子“太新鲜”的劲头。
有次李教授来做客，见他桌上摆着一盘炒青菜，随口说：“这菜看着真新鲜，现在能吃到这么嫩的菜不容易。”沈言心里一紧，笑着说：“托朋友从郊区弄的，菜农自己种的，没打农药。”李教授没再多问，可沈言那顿饭吃得格外小心，生怕多说一句错话。
他甚至给自己定了些“规矩”：
每月去工厂交的物资，永远只比规定多一点点，够厂里满意，又不至于引起怀疑；去信托商店卖东西，每次只卖一件，而且都是些不那么扎眼的旧物件，从不出售空间里新产的东西；跟街坊邻居打交道，穿着打扮永远是洗得发白的工装，吃饭时故意端着粗瓷碗在门口吃，碗里多半是玉米面窝头。
这些“规矩”像层保护色，让他在东城的胡同里活得像个最普通的年轻人——不算富裕，也不算穷困，按时交物资，偶尔帮邻居搭把手，没人会多看他一眼。
可这种“藏”，有时也意味着委屈。
冬天胡同里供暖不足，李教授的老寒腿犯了，疼得直咧嘴。沈言空间里有上好的鹿茸和当归，泡的药酒专治这个，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最后找了个借口，去中药铺买了些普通药材，熬了药给李教授送去，效果自然差了远。
张婶的小孙子发高烧，医生说最好能喝点白糖水补充体力。沈言空间里的白糖能甜掉牙，可他只能跑遍大半个城，托关系弄到几两红糖，看着孩子喝得眉头紧锁，心里像被针扎一样。
他不是不想帮，是不能帮。一次“特殊”可能就会暴露，暴露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他宁愿委屈点，也不想拿自己的安稳和空间的秘密去赌。
这种小心翼翼，在95号院更甚。
那里人多眼杂，个个都是“人精”。傻柱虽然实诚，可嘴不严；许大茂精明过头，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三大爷更是算尽锱铢，一点反常都能被他揪出来做文章。
有次他回95号院收房租，恰逢院里分白菜，每家每户都拿着小推车排队，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期盼。沈言看着小马媳妇抱着孩子，冻得瑟瑟发抖，手里的篮子空荡荡的——他们是外来户，分不到白菜。
沈言空间里的地窖里，白菜堆得像小山，都是用灵泉水浇过的，瓷实又新鲜。可他只是从包里拿出两斤粮票，塞给小马：“去黑市换点吧，别让孩子冻着。”他不敢拿出白菜，怕被院里人看见，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小马千恩万谢地走了，沈言却站在院里，看着那些争抢白菜的邻居，心里五味杂陈。他明明有能力让身边的人过得好一点，却因为时代的限制，只能袖手旁观，这种无力感，比自己受委屈更难受。
但他知道，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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