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言坐在东城小院的石榴树下，手里摩挲着一方砚台。砚台是端溪石的，雕着简单的云纹，是前几日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淘来的，摊主说曾是傅抱石先生用过的。他当时心里动了动，倒不是因为“傅抱石”这三个字，而是觉得砚台的包浆温润，握着顺手。
放在以前，若是听说这东西跟哪位名人沾边，他少不得要激动半天，仔细摩挲着想象主人当年挥毫的模样。可现在，他只是用清水洗去砚台表面的浮尘，往里面倒了点墨汁，拿起毛笔蘸了蘸，在宣纸上写下“平常心”三个字。
字迹算不上好，却透着股稳当。
初来四九城时，他像个揣着藏宝图的孩子，总觉得这城里藏着数不清的“惊喜”。那些只在课本里、画册上见过的名字，突然有了具象的模样——在胡同里提着鸟笼散步的老者，可能是写过传世文章的大家；在公园长椅上看报纸的先生，或许是画过惊动画坛的名作；甚至在粮站排队的老太太，说不定都有段与历史名人相交的过往。
第一次在荣宝斋撞见黄胄先生时，他心跳得像擂鼓。那位以画驴闻名的画家，正蹲在地上翻找旧画稿，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裤脚沾着泥，跟普通的老头没两样。可当他看见黄胄先生随手在废纸上画的几笔驴，那股生动的野趣，瞬间就让他认了出来。
他当时想上前说句话，哪怕只是问声好，脚却像钉在地上似的挪不动。直到黄胄先生拿着画稿起身离开，他还愣在原地，心里又激动又懊恼——就这么错过了跟名人“面对面”的机会。
后来在北海公园遇见溥仪，他倒没那么激动了，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位末代皇帝穿着中山装，跟在几个工作人员身后，听着讲解，时不时点点头，眼神里没有想象中的落寞，也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平和，像谁家里的长辈，在公园里悠闲地散步。
沈言看着他的背影，想起历史书上那张穿着龙袍的照片，心里忽然有种奇妙的感觉。时间真是个厉害的东西，能把九五之尊的皇帝，变成公园里一个普通的游客，褪去所有光环，只剩下一个“人”的模样。
再后来，见得多了，那份新奇感就像泡在水里的茶，慢慢淡了下去。
他在王府井的书店见过冰心先生。老太太坐在靠窗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本诗集，看得入神，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一层暖金。有年轻人认出她，想上前合影，被她温和地摆摆手拒绝了：“就想安安静静看会儿书。”
他在护国寺小吃街见过老舍先生。先生正和几个朋友坐在小桌旁，面前摆着豆汁、焦圈，聊得兴起，爽朗的笑声能传老远。他听不清在聊什么，只看见先生拿起焦圈，蘸着豆汁，吃得津津有味，跟胡同里下棋的老头没两样。
他甚至在菜市场见过梁思成先生。先生提着个竹篮，正跟摊主讨价还价，说“这白菜再便宜点，家里人多，吃得多”。摊主被他磨得没办法，只好让了两分钱，先生笑得像个得了便宜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把白菜放进篮子里。
这些场景看多了，那些书本上的“名人”形象，就渐渐和眼前的“普通人”重合了。他们也会为了几分钱跟人计较，也会在小吃摊吃得满头大汗，也会在公园里晒着太阳打瞌睡。褪去“大家”“大师”的光环，他们也是这四九城里，过着柴米油盐日子的一份子。
沈言不再刻意去“偶遇”谁。
以前逛琉璃厂，他总盯着那些可能沾着“名人”痕迹的物件，哪怕是一张用过的信纸，一支旧钢笔，都想收起来。现在再去，他只看东西本身——这张画的笔墨好不好，这方砚台的石质细不细，这把扇子的扇骨值不值钱。至于曾经是谁用过的，倒成了次要的。
有次在信托商店，李掌柜神秘兮兮地拿出个紫砂壶，说“是张大千先生用过的”，要价五斤细粮。沈言拿起壶看了看，壶型普通，泥料也一般，摇了摇头：“不是好壶，就算张大千用过，也不值这个价。”
李掌柜愣了愣，随即笑了：“你这小子，倒是看得通透。”
沈言笑了笑，没说话。他不是不稀罕名人用过的东西，只是觉得，物件的价值，终究得看它本身，而不是靠谁“用过”来抬价。就像人一样，不管名声多大，终究得吃饭、睡觉、过日子，那些光环，不过是别人给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他依旧会收集字画，但不再只盯着“名人”的名头。上次在潘家园，他花三斤粗粮换了幅不知名画家的山水画，画得是四九城的胡同雪景，笔墨算不上精湛，却透着股烟火气，他看着喜欢，就收了下来，挂在书房里，比那些名家大作看着还顺眼。
那天在胡同口，他遇见了启功先生。先生正提着个布兜，里面装着刚买的烧饼，看见沈言，笑着点了点头：“小伙子，又去淘书了？”
沈言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上次在书店见过，先生大概是记住他了。“是啊，启先生。”他也笑着点头，“您刚买的烧饼？哪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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