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马边以南三十里，红八军团临时驻地。
晨雾刚从山谷间散去，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将山峦染上一层淡淡的金色。昨夜渡过金沙江的疲惫尚未完全消退，但军团部那间临时征用的木结构祠堂内，已经坐满了人。
秋成站在祠堂正中央，背后墙上挂着一幅临时绘制的地图——从马边向西，一条粗重的红箭头蜿蜒指向峨边、金口河，再沿着大渡河南岸一路向西，最终在“富宁”二字上重重顿住。
祠堂内，黄苏、邓萍、刘文启分坐左右。杨汉章、侯增、严凤才、徐策、孙永胜、蔡中等各团主官，以及新编第六十七团团长刘干臣、政委余泽鸿，还有军团直属单位的负责人，济济一堂。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味和刚擦过枪的机油味，每个人脸上都带着长途行军后的疲惫，但眼神清明，全神贯注。
“都到齐了。”秋成环视一周，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废话不多说，开会。”
他转身，手指点在地图上“马边”的位置。
“我们在这里。”手指向西移动，“我们中央主力，此刻应该快到会理了，接下来将会北上向大渡河方向前进。”
手指重重敲在“富宁”上。（富宁就是现在的汉源县）
“而我们红八军团的任务，是抢占这里——富宁地区，保障中央主力的安全北进。”
祠堂内一片寂静，只有呼吸声和偶尔挪动身体的窸窣声。
他的手指从马边开始，沿着地图上那条红线缓缓移动：“要到达富宁，我们得先经过马边、峨边，然后拿下金口河——这里是进入大渡河谷地的重要门户。拿下金口河后，沿大渡河北岸向西进军，最后在根据局势情况攻占富宁地区。”
路线清晰，目标明确。但每个人都清楚，这条路绝不轻松。
“问题在于，”邓萍站起身，走到地图旁，手指划过马边以西那片用虚线模糊表示的区域，“从马边到峨边，再到金口河、富宁，接下来这一路，大部分都是彝区。”
祠堂内的气氛微微一凝。
“彝区”这两个字，对于大多数红军指战员而言，意味着陌生、神秘，甚至带着几分传闻中的凶险。湘江血战、四渡赤水、转战黔滇，他们与国民党正规军、地方军阀、民团都打过交道，但与少数民族大规模接触，尤其是深入其聚居腹地，这还是头一遭。
秋成察觉到了这种微妙的情绪。他走到祠堂中央，目光缓缓扫过每一张面孔。
“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他声音平静，“彝民和我们汉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历史上还有不少隔阂和误解。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长期压迫、欺侮彝胞，制造民族矛盾。我们红军突然进入，他们会有疑虑，甚至会因为不了解而产生敌意。”
“所以，”秋成话锋一转，“进入彝区，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一场政治仗、群众仗。仗要打，但彝民群众工作更要做好。而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是尊重。尊重他们的风俗，尊重他们的习惯，了解他们的禁忌。”
他看向黄苏和各团政委：“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关于马边、峨边一带彝族同胞的风俗民情。各团政委、政治干事，必须详细记录，回去后立刻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讨论，务必让每个战士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绝不能做！”
黄苏立刻拿出笔记本和铅笔，示意各团政委照做。祠堂内响起一片翻动纸张和准备记录的声响。
秋成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他将自己脑海中那些来自后世的、关于彝族文化的知识，结合当前实际情况，用最朴素、最直接的语言表达出来。
“首先，是他们的婚嫁习俗。”秋成说道，“彝家姑娘出嫁，娘家姐妹会向迎亲的人泼水、抹锅底灰，这是表示祝福和欢送，不是侮辱。如果遇到，不许躲，更不许发火，要笑着接受。新娘子出嫁前会哭嫁，唱很悲伤的歌，这是风俗，不是真的不愿意。还有，新娘嫁过去后，通常会回娘家住一段时间，这叫‘坐家’，不是婚姻不和，大家不要议论。”
他一边说，黄苏和各政委一边飞快记录。杨汉章挠了挠头，低声对旁边的侯增嘀咕：“泼水抹灰……这倒是新鲜。”
秋成继续：“第二，节庆。最重要的就是火把节，一般在六月二十四。那天晚上，彝胞会点燃火把，绕着村寨和田地走，驱邪祈福。白天则有赛马、斗牛、摔跤。如果我们到时候还在彝区，遇到火把节，可以派人去观看，表示尊重和友好，但未经邀请，不要贸然参与，更不要指手画脚。”
“第三，礼仪规矩。”秋成的语气严肃起来，“这一点尤其重要，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取得彝胞的信任。”
“彝家屋里都有火塘，火塘边的座位分‘上席’和‘下席’。上席是长辈、贵客坐的，下席是晚辈坐的。我们进到彝胞家里，主人让坐哪里就坐哪里，尤其是对方长辈在场时，绝不能乱坐。如果被让到上席，那是尊重，要坦然接受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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