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会议（通道会议）的决议如同一声号角，驱散了红军高层连日来的迷茫与争论。中央红军这艘巨轮调整了航向，开始向贵州黎平方向挺进。红二十一师“定南”所部，也接到了明确的命令：作为全军左翼侧卫，紧随红三军团之后，向贵州开进。
部队自广西境内，经长安堡、播阳镇，踏上了进入贵州的征程。山路在脚下延伸，两侧的景致悄然变化，预示着他们已经离开了湘桂边界的紧张区域，踏入了另一片陌生而神秘的土地——贵州苗岭山区。
与其他兄弟部队入黔前就已捉襟见肘的窘境不同，二十一师的战士们虽然面容依旧带着征尘，但眼神底却少了几分对饥饿的焦虑。这得益于秋成那“功能化重组”方案的提前布局。各营下属的“物资侦察连”和“物资战斗连”，就像一个个灵敏而致命的鱼钩，在部队向贵州运动的前夕，就已经精准地甩了出去，专门钓取那些盘踞在通道南边、以为红军过境后就能高枕无忧的地方民团和土豪劣绅的物资。
因此，当大部队开始苗山行军时，二十一师的粮袋里，或多或少都还有些存货。数量不多，远谈不上富裕，但混合着野菜糊糊，勉强能让战士们维持着基本的体力。各营的营长们，偶尔在行军途中碰面，总会带着几分得意又压低声音互相吹嘘：
“老张，看见没？我们三营昨天端了个窝，嘿，光腊肉就搞回来两百斤！”
“你那算啥？我们一营摸了个隘口，守军才几十人，白花花的大米，差点没把兄弟们的米袋撑破！”
言语间，充满了“鱼钩”收获后的喜悦。部队里也时常能看到一些新鲜而略带茫然的面孔，那是各营“新兵连”用实实在在的粮食和银元，在沿途吸纳的贫苦青壮。他们正由老兵带着，在学习喊口号、唱军歌中，笨拙而又坚定地尝试融入这支与众不同的队伍。
然而，现实的困难并不会因为些许准备而完全消失。如果没有亲身走过苗山，永远不会懂得苗山的苦。刚刚脱离广西与湘南那炮火连天、追兵紧迫的环境，红军将士们又一头扎进了这片他们此前难以想象的蛮荒之地。
几天几夜的行军，沿途常常找不到一个老百姓。莽莽苍苍的密林，遮天蔽日，脚下是厚厚的、散发着腐殖质气味的落叶层，身旁是虬枝盘错的古木和湿滑的怪石。渴了，还能找到山涧溪流；饿了，却真是有钱无市。前面路过的主力部队，早已将沿途本就不多的出产采购一空，留给后卫和侧翼部队的，只有更加寂静的山林和空空如也的村寨。
苗民们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民族隔阂，以及国民党军阀“剿匪”宣传带来的恐惧，对任何军队都抱有极深的戒备。往往红军队伍还在数里之外，得到消息的苗民便已扶老携幼，躲入深山密林，只留下空荡荡的吊脚楼。
但红军的意志，并未被这艰苦的环境所消磨。山路崎岖，蜿蜒曲折，队伍却边走边唱，歌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空寂的山谷间。有的战士高亢地唱起兴国山歌：“哎呀哩！呃呃呃！”那悠扬的调子里，饱含着对故乡的思念与革命的豪情。有的则哼起福建山歌：“山歌唔（不）唱心唔（不）开，留在心头一堆堆，上山呀要上最高处，站得高来望得远！”（师里有不少福建籍的干部和老兵）是呀，上山要上最高处！敌人的重重堡垒和封锁线都被英勇的红军突破了，眼前这几十里高的丛山峻岭，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多时，更加雄壮整齐的歌声加入了合唱的行列，那是响彻全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声如同无形的纽带，将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们紧紧凝聚在一起，也驱散着山林间的阴冷与孤寂。
一夜的行军，几乎全是围着山腰转。一会儿攀上高坡，一会儿滑下深谷，陡峭处需手脚并用，稍有不慎便有坠崖的危险。有时奋力爬上某个山顶，猛一抬头，帽子掉落，恍然间竟有种头顶着天的错觉。每到一个山头，师长秋成总会停下来，前后张望，大声询问各团、营的干部：“后面还有没有掉队的？人数都点清楚没有？”直到确认无人掉队，他才会放心地挥挥手，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拂晓时分，队伍从一座高山上盘旋而下。对面一座不甚高大的山腰处，几幢奇特的木房子出现在朦胧的晨光中。这里的房子与赣南、闽西的民居截然不同，说平房不是平房，说楼房又不像楼房，底部以木柱支撑，房屋主体高高架起，如同吊在半空、编织精巧的巨大竹筐。
“看，那就是苗族弟兄住的房子，叫吊脚楼。”秋成指着那些建筑，对身边的战士们介绍道。他的声音平和，带着一种让战士们安心的力量。
随着太阳升起，山间的薄雾渐渐散尽，村寨的全貌清晰起来。一幢幢吊脚楼依山而建，后墙紧贴着山壁，前半部则凌空伸出，由粗大的圆木支撑，仿佛是从山体中生长出来，又像是巧妙地镶嵌在陡坡之上。楼底下层多是围栏，隐约可见是关养猪、牛等牲畜的圈栏。屋檐下，有从山上引来的竹杌，淌着潺潺清泉，有的在屋旁汇成小小的水塘，映着初升的朝阳，波光粼粼。有战士想起曾在江西打土豪时见过的一幅画，画中便是这般景致，但眼前的真实景色，远比那画作更加生动、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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