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再追问下去。
我知道，任何质疑都会被她以“爱”的名义轻易化解，甚至可能招致更隐秘、更极端的“关怀”。
我沉默地跟着她回家，晚餐桌上摆满了我喜欢的菜，她却只是托着腮，满足地看着我吃，自己没动几筷子。
“小凡，多吃点，你看你最近都瘦了。”她夹了一块红烧肉到我碗里，眼神里流淌着浓得化不开的担忧和爱意，“外面哪有家里的饭菜合口味？以后别再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事了，安安稳稳的，多好。”
我嚼着肉，味同嚼蜡。安稳？这座用她的控制欲砌成的玻璃牢笼，对我来说，与慢性窒息无异。
夜里，我再次失眠。黑暗中，感官变得异常敏锐。我听见隔壁房间雪萍平稳的呼吸声（她的房门习惯性地留着一道缝），听见窗外偶尔驶过的车辆声，甚至能听见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搏动的声响。我轻轻起身，赤脚踩在地板上，像幽灵一样在房间里踱步。走到书桌前，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了白天带回来的公文包，指尖触到一个硬硬的角——是公司新发的项目企划书，一份需要和小林所在部门紧密合作的项目。
像被烫到一样，我猛地缩回手。合作，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接触。雪萍会怎么想？她会像雷达一样监控着我和小林之间的每一次邮件往来、每一次会议交集吗？那个被撕碎扔进垃圾桶的文件，和颈后曾经感受过的剃刀寒意，再次清晰地浮现。
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勒得我喘不过气。我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反抗，只是为了证明我还能呼吸。
一个念头，一个危险又带着一丝自毁快感的念头，悄然滋生。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午休时间，我没有去楼梯间，也没有去任何可能被“路过”的地方。我径直去了公司附近一家规模很大、人流量极高的数码城。在拥挤的摊位和嘈杂的讨价还价声中，我用自己的现金，买了一部最便宜、功能最简单的非智能手机（老人机），和一张不需要实名登记的预付费电话卡。
握着那个轻飘飘的、屏幕小小的旧式手机，我的手心有些汗湿。这像是一把偷来的钥匙，或许能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极小气窗。我把新号码只记在心里，然后将手机和SIM卡分开藏在了公文包夹层的最深处。
这个举动本身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甚至不知道能用它联系谁。但仅仅只是“拥有”一个雪萍不知道的通讯工具，就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卑微的自由感。就像长期被关在暗室的人，偷偷藏起了一根火柴，虽然不能照亮整个房间，但擦亮瞬间的微弱光焰，也能带来一丝慰藉。
然而，这种隐秘的刺激感很快被更深的负罪感和焦虑取代。晚上回家，面对雪萍一如既往的关怀，我几乎不敢直视她的眼睛。我害怕她那双看似温柔的眼睛，能洞察我内心深处最细微的背叛。
“小凡，今天脸色怎么还是不太好？是不是项目太累了？”她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指尖微凉。
我下意识地偏头躲开：“没……没事，可能有点中暑。”
她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收回手，转身去厨房端绿豆汤：“夏天就是容易暑湿，妈妈煮了绿豆汤，清热解暑，快喝了。”
我接过碗，低头喝着甜腻的汤水，心里却像压着一块巨石。
新的合作项目很快启动了。正如我所料，和小林部门的对接不可避免。我们建立了项目群，邮件往来频繁，还开了几次碰头会。每次会议上，我都刻意坐在离小林最远的位置，发言时目光绝不与她交汇，交流只限于最必要的公事公办。小林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刻意疏远，眼神从最初的困惑，渐渐变成了某种了然和淡淡的失望。
这种在众目睽睽下的避嫌，让我感到无比疲惫和狼狈。仿佛我和她之间真的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需要如此小心翼翼地去掩饰。
一天下午，项目组需要赶一个紧急方案，我和小林，还有另外一位同事被要求留下来加班。封闭的会议室里，只有键盘敲击声和偶尔的讨论。傍晚时分，那位同事临时有急事被叫走，会议室里意外地只剩下了我和小林。
空气瞬间变得凝滞。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如擂鼓的心跳声。我死死盯着电脑屏幕，恨不得把头埋进去。
“陈凡。”小林的声音突然响起，很轻，却像惊雷一样炸在我耳边。
我浑身一僵，没有抬头，含糊地应了一声：“嗯？”
“你……”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如果……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跟我说。”
她的语气里没有责备，只有真诚的关切。这关切却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猛地抬起头，撞上她清澈而担忧的目光。那一刻，我几乎想将所有的压抑和痛苦全盘托出，想告诉她我那令人窒息的家庭，想寻求一丝理解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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