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吉田茂的“肃正”行动如同骤然袭来的寒流，试图将“日本新生同盟”这株尚未破土的幼苗冻结在萌芽状态。党内清洗的传闻甚嚣尘上，几位已秘密签署加盟意向书的自由党议员在压力下开始动摇、退缩；关键资金的暂时冻结，则像一道无形的枷锁，限制了新党初期的活动能力和宣传攻势。对手的这一套组合拳，既狠辣又精准，意图在明渊亮出旗帜之前，就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然而，明渊并未如对手所期望的那样陷入慌乱或被迫延迟计划。吉田茂的反应，恰恰印证了他对旧体制僵化与排他性的判断，反而为他的“政治宣言”提供了最生动的注脚。退缩意味着承认失败，并将主动权拱手让人。此刻，他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更具魄力。
“他们越是急于封堵我们的声音，就越证明我们击中了他们的痛处。”顶层办公室内，明渊面对神色凝重的核心成员，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们的回应，不是辩解，不是妥协，而是以更洪亮的声音，将我们的理念公之于众。让国民来评判，谁才代表日本的未来。”
“可是，先生，”石田俊夫面露忧色，“资金受限，我们原定的大规模报纸整版广告和电台联播计划……”
“计划变更。”明渊打断他，目光锐利，“他们封得住金钱的渠道，封不住人心的流向。我们还有‘藤原政经塾’遍布各地的学员网络，还有我们暗中影响、尚未被完全察觉的几家地方报纸和独立评论员。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直指国民痛点的理念和变革的决心！”
他走到窗前，猛地拉开窗帘，让午后的阳光涌入室内，照亮了他坚毅的侧脸。
“起草《告日本国民书》。我们要用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将我们的纲领，传递到每一个渴望改变的日本人心中。时间，就定在三天后。”
这是一场豪赌。在没有充足资金支持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强行发布政治宣言，风险极高。但明渊深知，在政治博弈中，时机往往比资源更重要。吉田茂的打压已经创造了足够的“受害者心态”和舆论关注度，他必须抓住这个窗口，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二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新生同盟”的筹备工作转入了前所未有的地下高强度运作状态。
明渊亲自执笔《告日本国民书》。他摒弃了政客们惯用的华丽辞藻和空泛承诺，字斟句酌，力求每一句话都能敲击在普通国民的心坎上。系统的能力虽不再用于洞察超自然威胁，但在揣摩民众集体心理和情绪共鸣点上，依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能清晰地“感知”到那片笼罩在战败阴影、生计焦虑和对政治不信任感下的土地，最渴望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佐佐木健一的情报网络全力运转，一方面严密监控吉田派系和可能的美方反应，另一方面则利用各种非正式渠道，将宣言即将发布的消息，巧妙地透露给那些对现状不满、但又尚未被主流媒体完全笼络的知识分子、工会领袖和地方名士。
高桥信彦和伊藤博文则指挥着“藤原政经塾”的毕业学员和可靠的支持者，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悄无声息地潜入东京乃至周边城市的工厂区、大学校园、市民协会，进行最原始的口耳相传。“有一位新的政治力量，即将站出来说真话”、“他们关心我们工人的饭碗”、“他们要打破官僚的垄断”……类似的流言在底层悄然蔓延，孕育着期待的土壤。
石田俊夫则倾尽所能，调动一切未被冻结的有限资金，优先确保几家关键的地方小报和独立印刷所能够准时、安全地刊印和分发《告日本国民书》。
所有工作都在极度保密和高效中进行，如同一场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精密军事行动。明渊坐镇中枢，协调各方，眼神中闪烁着决战前的冷静光芒。超自然的阴影已然散去，怀中的“钥匙”碎片沉寂如石，此刻他面对的，是纯粹的人心与权力的较量。
三
三天后的清晨，一场看似寻常、实则经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宣言”行动，在东京乃至全国多个城市同步展开。
没有盛大的新闻发布会，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在东京的早稻田、神田神保町等知识分子聚集区，在大阪的工厂区，在名古屋的商业街，一份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版面朴素的《告日本国民书》，如同雪片般，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布告栏、大学食堂的餐桌、甚至一些小型合作社和商铺的柜台上。
与此同时，几家与“藤原派阀”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但尚未被对手重点关注的地方电台和报纸，在早间新闻或显着版面，全文播发或刊登了这份宣言。
《告日本国民书》的标题朴素而有力，开篇便直指核心：
“告别阴影，重塑尊严——致全体日本国民”
正文没有冗长的客套，一上来便以沉痛而恳切的笔触，描绘了战后日本民众面临的共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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