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华渊银行与本地华商银行合作，推出针对中小企业的“低息信贷”业务，打破了汇丰银行长期垄断的信贷市场，这让英资财团极为震怒，随即发动了金融围剿。
首先是信贷封锁。汇丰银行联合渣打银行、有利银行等英资银行，要求香港各大企业不得与华渊银行开展业务合作，否则将停止提供信贷支持；同时，它们收紧对与华渊集团有业务往来的中小企业的贷款，甚至提前收回部分贷款，试图通过切断资金链，逼迫中小企业与华渊划清界限。
接着是汇率狙击。华渊银行推出港元与南洋货币的直接兑换业务，绕过了汇丰掌控的汇率中间环节，降低了商户的兑换成本。英资银行随即联手操控汇率，在华渊银行进行兑换业务的高峰期，突然大幅压低南洋货币的兑港元汇率，导致华渊银行出现短期亏损。
徐渊的反击精准而凌厉。他一方面动用华渊集团的巨额自有资金，为合作的中小企业提供“过桥贷款”，解决其资金周转难题，稳住客户群体；另一方面，联合南洋的华人银行，建立“货币兑换联盟”，集中资金储备，抵御汇率波动风险。
更关键的是，他抓住了汇丰银行的一个软肋：当时汇丰大量资金投入战后欧洲重建，香港本地的现金储备相对不足。徐渊暗中组织合作商户，集中到汇丰银行提取现金，引发了小规模的“挤兑风波”。虽然风波很快被汇丰平息，但也让其元气大伤，不得不收敛对华为银行的打压。
与此同时，华渊银行推出“存款送保险”服务，与南洋的保险公司合作，为存款客户提供财产保险，吸引了大量市民存款，资金实力迅速增强。最终，英资财团的金融围剿以失败告终，华渊银行不仅存活下来，还成为香港中小商户最信赖的金融机构之一。
英资财团在南洋拥有庞大的原料供应网络，尤其在橡胶、锡矿、棉花等工业原料上占据垄断地位。为了遏制华渊集团的工厂生产，它们联合南洋的英资种植园和贸易公司，切断了徐渊的部分原料供应。
怡和洋行通知旗下的南洋橡胶种植园，不得向华渊集团出售橡胶；太古则垄断了香港的棉花进口渠道，让华渊纺织厂面临“无米下锅”的困境。短期内，华渊的工厂产能下降了三成，不少订单无法按时交付。
徐渊早有准备。他多年前在南洋经商时，就与当地的华人种植园主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接到英资封锁的消息后，他立即派专人前往南洋，与华人种植园主签订长期供货协议，以高于英资的收购价，确保橡胶、锡矿等原料的稳定供应；同时，通过缅北的贸易渠道，从印度、缅甸进口棉花，绕开太古的封锁。
更狠的是，徐渊联合南洋的华人商户，发起了“抵制英资原料”运动，号召当地商户优先采购华人种植园的原料，再转售给香港的华资企业。这一运动不仅让英资种植园的原料滞销，还导致其价格大幅下跌，反过来影响了英资旗下工厂的生产成本。
最终，英资财团不得不解除封锁，重新与华渊集团谈判供货事宜。徐渊借此机会，要求英资降低原料售价，并承诺保证供应稳定性，这场原料供应争夺战，以徐渊的全面胜利告终。
几番交锋下来，英资财团彻底明白，徐渊这条“过江猛龙”绝非轻易能被打压或排挤的。而徐渊也通过这些博弈，不仅巩固了华渊集团在香港的地位，更打破了英资财团对香港经济的长期垄断，为华人资本在香港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还在继续，但香港的经济格局，已悄然改变。
时间在你来我往的商业斗争中快速流逝，连续半年的多线交锋，让英资财团与徐渊都陷入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怡和的南洋贸易额持续下滑，太古的纺织业务亏损扩大，汇丰因挤兑风波声誉受损；而华渊集团虽节节胜利，却也面临着港府隐性的政策限制、原料供应偶尔中断的困扰，以及扩张速度被迫放缓的压力。香港的商界氛围愈发紧绷，中小企业主惶惶不安，普通市民也感受到了物价波动、就业不稳定的影响。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商业竞争范畴，演变成了对香港经济秩序的重新洗牌。英资财团逐渐意识到，徐渊背后有华人资本、内地资源与缅北军事力量乃至隐藏极深的美国财团的支撑，绝非能被轻易驱逐的“外来者”；而徐渊也清楚，英资财团深耕香港百年，与殖民当局的联系盘根错节，想要彻底取代其地位，短期内难以实现。继续对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让第三方势力渔翁得利——无论是虎视眈眈的港英政治部，还是蠢蠢欲动的其他国际资本，都在等着坐收其成。
率先释放和解信号的，是汇丰银行董事长安德鲁·邓肯。他通过香港总商会的华人副会长牵线，向徐渊递出了一张私人晚宴的邀请函，地点选在汇丰银行顶楼的私人会所，避开了所有媒体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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