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初，上海虹口区的日式公寓楼里，陈默正弯腰擦拭着矮脚茶几上的日本茶具。
公寓不大，却布置得十足日式——榻榻米铺地，墙上挂着富士山挂画，矮柜上摆着几帧镶在木框里的“日籍亲属”照片，照片上的人是他请上海地下党找来的群众演员，按伪造身份设定，是他在日本的“姨妈一家”。
这是他巩固“日籍商人翻译”身份的关键一步。
自从进入日伪情报署经济调查课，他便深知，仅靠办公室的“表面功夫”远远不够，日伪特务最擅长从生活细节中寻找破绽。
戴笠也特意发来指令：“要像真的亲日分子一样生活，让日伪从里到外都相信你的身份。”
“陈桑，您的和服洗好了，我给您挂在衣柜里了。”
租住公寓时特意雇的本地女佣阿婆，操着生硬的上海话说道。陈默特意交代过，让她用“陈桑”称呼自己，营造“长期受日本文化影响”的氛围。
“多谢阿婆。”
陈默起身，用日语回应，语气自然，“明天我要请高桥课长来家里喝茶，你准备些和果子，记得用樱花图案的盘子装。”
阿婆应下后，陈默走到窗边，拉开窗帘一角——公寓楼下，两名穿着便装的男子正徘徊，眼神时不时瞟向他的窗户。
他心中了然，这是日伪特务在暗中监视，测试他的生活是否“符合身份”。
他不动声色地关上窗帘，拿起矮柜上的日语报纸，坐在榻榻米上“认真”阅读，偶尔还会用铅笔在上面做些标记，实则在梳理近期收集的情报。
为了让“亲日”形象更逼真，他每天早上都会用日语背诵一段“大东亚共荣”的宣传语，傍晚则会去公寓附近的日式酒馆小坐，点一壶清酒，和酒馆老板用日语闲聊，话题多是“上海的日本料理哪家正宗”“日本的天气如何”，从不涉及政治，却处处透着对日本文化的熟悉。
邻里间的日本家庭渐渐放下戒心，有时会邀他一起参加“樱花茶会”，他都会欣然前往，带着从商行拿来的茶叶作为礼物，席间还会“不经意”地说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的“经历”。
其实都是他从日语书籍里看来的细节，却被他说得绘声绘色，连日本同学的名字、学校周边的街道都能准确说出。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个月，第一次突击核查悄然而至。
那天清晨，陈默刚起床，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打开门，四名伪警察站在门外，为首的人亮出证件：“陈默先生，我们是情报署特务课的，奉命核查你的身份，请配合。”
陈默心中一紧，表面却装作惊讶：“核查身份？我不是已经在情报署登记过了吗？”
他一边说，一边侧身让他们进屋，“请进，随便看，我这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伪警察在公寓里翻箱倒柜，打开衣柜查看和服，拿起“日籍亲属”照片仔细端详，甚至翻出了他“留学”时的假笔记。
陈默站在一旁，冷静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是我姨妈的照片，她住在东京；这本笔记是我在早稻田大学上课时记的，上面还有教授的签名；这件和服是去年我生日时，姨妈寄来的礼物……”
每一个回答都天衣无缝，伪造材料更是经得起推敲——假笔记上的教授签名，是他请上海的书法家模仿的；和服的标签、布料，都是从日商洋行买来的正品。
伪警察查了一个多小时，没找到任何破绽，只能悻悻离去，临走前说：“陈先生，打扰了，只是例行核查。”
陈默送他们出门，关上门的瞬间，后背已被冷汗浸湿。
他知道，这只是第一次测试，日伪绝不会轻易相信他。
果然，一周后的深夜，第二次突击核查来临。这次来的是两名日军士兵和一名日籍特务，态度比上次更严厉，直接用日语发问：“陈默，你为什么来上海？佐藤为什么雇佣你？你和重庆的人还有联系吗？”
陈默坐在榻榻米上，端起清酒递过去，用流利的日语回答：“我来上海是因为重庆的生意不好做，佐藤先生是我姨妈介绍的，他需要一个懂中文的翻译；我和重庆的人早就没联系了，那边的军统总找我要税钱，我烦都烦死了，怎么可能还和他们来往？”
他一边说，一边故意露出“愤怒”的表情，仿佛真的对军统恨之入骨。
日籍特务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中找到谎言的痕迹，可陈默的眼神坦荡，语气自然，没有丝毫慌乱。
最后，特务拿起他桌上的日语报纸，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让他朗读，陈默流利地读了出来，发音标准，断句准确，彻底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毕竟他早在苏联留学时就学会了日语，又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熟练应用，阅读报纸早已不在话下。
“看来是我们多心了，陈桑。”
日籍特务收起证件，语气缓和下来，“你是皇军信任的人，以后好好为皇军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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