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还没散尽，陈默刚把一份上海情报归档，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就响了。
听筒里传来机要室冰冷的声音：“陈默，戴先生办公室传讯，让你即刻过去。”
陈默捏着听筒的手顿了顿，指尖下意识收紧——距离上次召见才过去3天，戴笠的试探来得比预想中更快。
他压下心头的波澜，对着听筒应了声“是”，起身时顺手将桌上的“上海假叛变事件”卷宗塞进公文包。
这是他昨晚特意翻出来的，戴笠若要追问，这份卷宗就是最好的“盾牌”。
走廊里的风带着凉意，陈默走得稳而慢，脑子里飞速过着应对方案。
戴笠上次没找到破绽，这次必然会换个角度，从他过往的工作细节里挑刺，尤其是那些涉及“清党”“反特”的敏感事件，稍有偏差就是灭顶之灾。
推开那扇熟悉的厚重木门，戴笠依旧背对着他站在窗前，手里握着一份卷宗，声音比窗外的雾还要冷：“坐。上次让你整理的南京清党情报传递记录，带来了？”
“回老师，带来了。”
陈默将公文包放在桌上，拿出那份泛黄的记录，双手递过去。他刻意垂着眼，余光却紧盯着戴笠的动作。
对方接过记录，没有翻看，反而将另一份卷宗推到他面前，封皮上“上海假叛变案”五个字格外刺眼。
“上海那次，你说你提前截获了共党要员叛变的消息，连夜上报给了赵主任。”
戴笠终于转过身，手指敲着卷宗封面，眼神像钩子一样勾着他，“我查了当时的电报记录，你上报的时间是凌晨3点，可赵主任说，你凌晨1点就去过他办公室，他没在。你那两个小时，在哪儿？”
陈默心里一凛——戴笠竟连这种细节都查了！
他早有准备，面上却装作回忆的样子，眉头微蹙：“戴先生，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截获消息后，想着事急，先去赵主任家找他，可他家佣人说他去了军政部开会，我又折回办公室核对情报——毕竟是涉及‘叛变’的大事，我怕译电出了错，反复核对了两遍，确认无误才上报的。”
他一边说，一边翻开带来的南京清党记录，指着其中一页：“就像上次南京清党，我也是反复核对了三天的情报，才敢确定传递路线，您看这里，还有我当时的核对批注。”
戴笠扫了眼记录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字迹工整，日期清晰，和档案库里的原件完全一致。
他没说话，又抛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上海案里，那个假叛变的共党，你说你只见过一次面，在法租界的咖啡馆。
可有人说，案发前一周，见过你和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在同一个咖啡馆喝茶，那人……是不是他？”
这话像颗炸雷，陈默的心脏猛地一跳——穿灰布长衫的男人，是地下组织的联络员老周！上次在咖啡馆接头，他特意选了人多的时段，没想到还是被人看见了。
他强迫自己冷静，手指在公文包里摸到一枚铜制怀表——那是周同僚送他的，此刻正好派上用场。
“戴先生，您说的那人，是周同僚。”
陈默掏出怀表，打开表盖，里面刻着“周”字，“上周周同僚托我帮他打听军政部的消息，约在咖啡馆见面，他那天穿的就是灰布长衫。您要是不信，可以问周同僚，他那天还说这怀表走时不准，让我帮忙拿去修。”
戴笠接过怀表，看了眼表盖内侧的刻字，又抬眼打量陈默。
眼前的年轻人眼神坦然，没有半分闪躲，语气里甚至带着几分“委屈”：“戴先生，我知道您是为了组织好，怕我出岔子。可我进军统以来，事事以组织为重，别说通共，就是和可疑人员接触，我都避之不及。上次我爹的事，已经让我吃够了教训，我怎么敢再犯这种错？”
他话锋一转，主动凑近了些，声音压得低了些，带着几分“谨慎”：“不过，说起上海案，我倒觉得有些不对劲。当时那份叛变情报，我是从译电科小吴手里接的，他平时译电都很准，唯独那次，错了三个关键字，要不是我核对得细，差点就误了大事。还有清党那回，传递路线刚确定，就被共党察觉了，我总觉得……咱们内部是不是有泄密的人？”
这话正好戳中了戴笠的心病——军统内部的泄密问题，一直是他的心头刺。
他的眼神果然变了，从审视变成了探究：“你觉得谁有问题？”
“不敢确定。”陈默故意卖了个关子，语气里带着几分“犹豫”，“译电科的小吴，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经常私下接电话，还去过几次共党曾经活跃的城南巷。还有我们科的李诚副科，上次我去调上海案的卷宗，发现他偷偷把几页记录藏了起来，我问他，他说不小心放错了，可我总觉得不对劲。”
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连时间地点都准确无误——这些“疑点”，是他和老吴早就商量好的，既符合内部人员的日常行为，又不会真的冤枉好人，正好能转移戴笠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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