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块彩礼就把王玲玲“卖”了。
唢呐声凄厉地撕扯着村庄上空稀薄的空气，锣鼓声敲得人心慌意乱。一场仓促得简陋的婚礼在吕刻强乡下的三层楼房进行。没有宾客如云，没有宴席喧闹，只有吕刻强的父母、一群个面色模糊的亲近和远亲，以及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尴尬和压抑。前妻陈思思的棺木抬出这个院子还不到三个月，门前贴的白对联甚至未曾褪尽颜色，如今却又仓促地贴上了刺眼的红囍字。
李凌波——或者说，“王玲玲”——穿着吕刻强租来的、并不十分合身的廉价红嫁衣，顶着沉重的假发髻和浓得过分的妆容，像一个被精心装扮又随意摆放的木偶。塑身衣勒得他每一次呼吸都如同拉风箱，肋骨在无声地抗议。沉重的硅胶假体在汗水和高温的蒸腾下，散发出更加令人作呕的、如同劣质塑料融化般的异味，混杂着劣质香水和脂粉的气味，几乎让他窒息。每一步行走，裹在最外层红裙下的男性躯体都在无声地痉挛、抗拒着这荒诞的束缚。
这是他第人生一次结婚，不是当新郎，而是当新娘，虽然明知是假的，却也令他产生欲哭无泪的感觉！
吕刻强站在他身边，穿着崭新的西装，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喜气和一丝混杂着紧张与疲惫的郑重。他紧紧握着“王玲玲”冰冷僵硬的手，向父母和寥寥几个见证人行礼。吕父李福贵浑浊的眼睛里没有多少喜色，只有深重的疲惫和认命般的木然。吕母王桂香强笑着，不时偷偷抹一下眼角，那笑容比哭还难看，目光扫过新房的方向，又迅速垂下，带着难以言说的忧虑。
“一拜天地——”
司仪（也是某个亲戚客串）的声音干瘪无力。 王玲玲(李凌波)被动地弯腰，视线死死盯着脚下粗糙的水泥地，仿佛那是唯一的锚点。每一次弯腰，塑身衣都像铁箍般收紧，挤压着他的内脏。他脑中一片空白，只剩下一个念头：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
“二拜高堂——”
吕福贵和王桂香局促地坐在两张破旧的椅子上，眼神躲闪。 李凌波的目光扫过他们枯槁的脸，想起家宴上吕母那句无心之失和深切的愁苦，一股复杂的愧疚感混杂着冰冷的任务指令，再次将他淹没。这两位老人…未来的命运又会是如何？
“夫妻对拜——”
吕刻强转过身，深深地看着他。那眼神里有热切，有占有欲，有掌控一切的满足，甚至…在那瞳孔深处，李凌波似乎又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冰冷的审视。巨大的荒谬感和生理性的排斥如同海啸般冲来，胃部剧烈痉挛。他几乎是凭借最后一丝意志力，才完成这个象征着“结合”的鞠躬。吕刻强的手在他腰后轻轻扶了一下，那触感让他全身肌肉瞬间绷紧如铁。
仪式草草结束。没有闹洞房，没有人声鼎沸。吕刻强以“玲玲身体还没好利索，需要静养”为由，早早打发走了所有人。喧嚣褪去，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这座带着新漆旧伤的房子。
狼穴，终于踏入。如果真是！
王玲玲的“新房”在二楼，光线明亮，窗户对着后院的菜地和那个紧锁的小农资仓库。空气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尘土味和淡淡的、混合着农药残留的怪异气息——那是属于吕刻强领地独有的味道。
婚后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的具象化。
从清晨醒来那一刻，酷刑就开始。塑身衣是勒进皮肉的刑具，硅胶假体是捂在身上的毒疮。在二楼的“新房”更换伪装(吕刻强移到旁边单间暂住)。九月天的高温让这层人造皮肤更加闷热黏腻，汗水浸透内衬，瘙痒和刺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神经。他必须时刻保持“王玲玲”的形态：缩肩、含胸、轻步、细语。每一个不符合女性习惯的动作都可能引来吕刻强或吕家父母探究的目光。
吕刻强对他的“体贴”近乎窒息。他随时可能出现在房门口，推开虚掩的门“关切”地问一句：“玲玲，好点了吗？需要什么？” 或者在（她）在厨房帮忙（更多是添乱）时，悄无声息地站在背后，看（她）略显笨拙地切菜、洗碗。吕母偶尔也会投来复杂的注视，带着同情、担忧，或许也有一丝作为婆婆的审视。李凌波感觉自己像被关在玻璃笼子里的猎物，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无形的目光下。
“她”必须扮演一个“身体不适”（性病）、性格内向、但努力融入新家的妻子。他需要忍受吕刻强看似亲昵、实则让他汗毛倒竖的触碰（拍肩、拉手），需要应付吕刻强对婚后生活的“规划”（“等你病好了，我们生个大胖小子”），需要回应吕母关于“老家”、“父母”的日常询问，每一次回答都需要在脑中飞速检索伪造的背景信息，精神时刻紧绷如钢丝。
……
婚后不到三天，一个看似寻常的晚饭后。吕母王桂香收拾完碗筷，早早回房休息了，堂屋里只剩下吕刻强和王玲玲。昏黄的灯光下，气氛有些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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