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的“打草惊蛇”策略，如同持续的心理战，不断加压于蔡孝乾（“张先生”）的神经。而蔡孝乾那矛盾而危险的“应对”——既表现出一定的警觉，又难以割舍核心活动与习气——在谷正文眼中，非但不是退缩，反而更像是猎物在压力下露出的更多破绽。为了进一步确认判断、压缩猎物的活动空间，谷正文动用了当时条件下更为先进、也更为隐秘的侦查手段——电子侦察。
尽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监听技术远非今日可比，设备笨重，效果受限，且需要近距离布设，但对于保密局这样的专业特务机关而言，针对特定目标进行有限度的电话监听，仍是可供选择的战术之一。谷正文凭借其地位，以“侦测可疑商业电台及共党秘密通讯”为由，向上峰申请了对几个重点区域（包括蔡孝乾寓所附近、其经常活动的商业区）的公用电话亭以及个别可疑商号的电话线路进行“技术监控”的许可。
获批后，保密局的技术人员秘密行动，在深夜时分，于目标电话亭线路或商号外线上，安装了简易的感应线圈或搭线设备，信号传输至附近伪装成民用车辆的监听车内进行录制。整个过程极其隐蔽，目标是公用电话，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直接入侵私人领域的法律风险，也降低了被常规检查发现的概率。
监听行动持续了数日。然而，结果却并未如谷正文所期望的那样，直接截获到蔡孝乾或其同党清晰明确的通话内容。蔡孝乾毕竟具备丰富的反侦察经验，重要联络绝不会轻易使用可能被监控的公用电话或商号电话，他更多地依赖最原始也最可靠的单线联系和死信箱。
但是，电子侦察并非一无所获。技术部门对海量的、枯燥的录音素材进行了初步分析和筛选，剔除绝大部分无关市民的通话后，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异常”模式：
特定电话亭的异常频次：在蔡孝乾寓所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夜间（晚10点至凌晨2点）出现短暂通话（通常少于1分钟）的频率，略高于周边其他同类电话亭的平均水平。虽然单次通话内容无关紧要（多为拨错号、简短查询等），但这种时间段的集中性，引起了分析人员的注意。
无通话的信号触发：监听记录显示，个别线路偶尔会在深夜出现极短暂的摘机、挂机行为，期间并无实际通话声音。这种“无声通话”或“信号式呼叫”，在特务工作中，常被用作简单的安全确认或干扰手段。
通话时长的规律性：对某个被怀疑与“陈太太”有关的杂货店电话的监听中，发现有几个不同号码在非营业时间打入，通话时间都非常短暂，且内容模糊，像是预定货品，但时间点（如凌晨）显得不合常理。
这些“异常”信号，单独看任何一条，都可以用巧合或市民的偶然行为来解释，缺乏直接证据力。但当它们被汇总到谷正文的案头，与他手中掌握的蔡孝乾活动规律、已知联络点信息进行交叉比对时，就呈现出一种令人玩味的“模式”。
“看这里，”谷正文指着地图上被标记出的电话亭和商号位置，对下属分析道，“这些‘异常’通话的时间和地点，与我们对‘张先生’及其关联人员活动轨迹的监控记录，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耦合。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什么，但这种‘沉默的交流’、‘特定时间的信号’，本身就在告诉我们——这些线路，可能被用作某种秘密联系的辅助渠道或安全确认。”
他眼中闪烁着猎人的光芒：“这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蔡孝乾的核心通讯必然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但这些外围的电子侦察，依然捕捉到了他们活动留下的‘电子足迹’。这进一步印证了其活动的秘密性和组织性。更重要的是，这告诉我们，他们在压力下，依然在使用这些通讯节点，这说明……他们还在活动，还没有完全蛰伏！”
电子侦察的间接发现，虽然未能提供直接证据，却像几块关键的拼图碎片，进一步巩固了谷正文对蔡孝乾团伙仍在活跃、且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判断，也为他最终收网的决心，增添了重要的砝码。
这些发生在技术层面的隐秘交锋，其细节自然不为外界所知。但保密局技术车辆在特定区域的异常停留、夜间线路检修的零星消息，仍会通过一些极隐秘的渠道，隐约传入某些有心人的耳中。
数日后，一位在台北电话局担任线路检修领班的远房亲戚（因其子曾在老师吴石帮助下免于兵役，对老师家心存感激），在偶然遇到外出采买的王碧奎老师时，借着寒暄的机会，用极低的声音、仿佛自言自语般提了一句：“最近局里活多，老是半夜派工，说是线路维护，去的却都是些要紧地方……唉，这差事是越来越难做了。” 说罢便匆匆离开。
王碧奎老师心中一动，记在心里，回家后立刻将这番看似寻常的抱怨告诉了老师。
“电话局？半夜派工？要紧地方？”书房内，老师吴石听完妻子的转述，脸色骤然一变，他快步走到台北市地图前，目光锐利地扫过那几个已被他内心标记为高度敏感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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