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女小薇的病，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雨，搅乱了寓所的宁静，也让老师吴石在彻夜的守护中，短暂地卸下了沉重的面具，流露出深藏的父爱。所幸，经过李大夫的诊治和家人的悉心照料，小薇的高烧在次日清晨终于退去，病情稳定下来，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潜伏工作的残酷在于，它从不给人喘息之机。家庭的忧患刚刚缓解，外部的风暴便已迫近。
小薇病愈后的第三天上午，参谋本部大楼内，一如既往地弥漫着一种压抑而忙碌的气氛。我（聂曦）正在外间办公室处理一批常规文件，老师则在里间与作战厅的几位参谋商讨关于年度演习的预案。一切看似平静如常。
然而，约莫十点左右，一阵不同寻常的、略显急促和杂乱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伴随着低沉的、不容置疑的呵斥声，打破了楼层的平静。这种声音，在戒备森严的国防部内，通常意味着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心中一动，放下手中的文件，不动声色地走到门边，将门拉开一条细缝向外望去。只见走廊尽头，靠近后勤部办公室的方向，几名穿着深色中山装、面色冷峻的男子（一眼便能认出是保密局的特务），正围住后勤部的一位中校科长——姓刘，名文忠。刘科长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辩解什么，但被为首的特务厉声打断。两名特务一左一右夹住他，半推半搡地将他带离了办公室，朝着楼梯口方向走去。周围几个办公室的门也悄悄打开了缝隙，露出一些军官惊疑不定的面孔，但很快又都缩了回去，生怕惹祸上身。
“刘科长被带走了！”
“保密局的人……”
“说是……泄密？”
“天啊……”
压抑的议论声如同水波般在走廊里迅速扩散，又迅速沉寂下去，留下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感。
刘文忠科长？我迅速在脑中检索这个人的信息。他负责的是部分军需物资的仓储调度，属于后勤系统中的中层官员，与老师吴石的工作有间接的业务往来，但并无深交，最多算是在会议上见过几面、就具体公文有过几次公式化沟通的普通同僚。他的级别不算高，但岗位涉及一些物资调配的具体信息。保密局以“涉嫌泄密”的名义带走他，是为了什么？是他真的出了问题，还是……这又是一次针对性的敲山震虎，甚至是更大规模清洗的开始？
我轻轻关上门，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此刻，任何异常的反应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关注。我走到老师的办公室门口，敲了门，在得到允许后进入。
老师显然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站在窗前，背对着门口，望着楼下。听到我进来，他缓缓转过身，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但眼神异常锐利和深沉。
“老师，刚才保密局的人，把后勤部的刘文忠科长带走了。”我压低声音，简洁地汇报。
“嗯，我知道了。”老师的声音平静，他走回办公桌后坐下，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理由是‘涉嫌泄密’？”
“外面是这么传的。”我点点头。
“刘文忠……”老师沉吟着，目光扫过桌面上的一份文件（恰好是一份需要后勤部会签的物资申请报告），“此人平时作风如何？你了解多少？”
我迅速回忆并汇报：“刘科长业务能力尚可，性格略显圆滑，但不算突出。与各部往来多是公事公办，未见有特别密切的私人交往。他负责的仓储调度，涉及的信息虽具体，但密级不高，多为常规物资。与我们这边的直接交集很少，最近一次是两周前，为了一批训练器材的调配，他打过一次电话来确认细节，是我接的，按程序回复后便无后续。”
老师静静地听着，大脑飞速运转。他在评估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影响和风险。刘文忠的级别和岗位，决定了即使他泄密，所能接触到的核心机密也有限。保密局此举，更大的可能性是几种：一是刘文忠确实在某些环节（比如与商贩接触、私下言论）上出了问题，被抓住了把柄；二是保密局在进行常规的内部整肃，刘文忠可能只是被随机选中或是有小人举报；三是最坏的情况——这是谷正文新一轮调查的序幕，目的是制造紧张气氛，试探各方反应，甚至可能想通过审讯刘文忠，撬开缺口，牵连出更多人。
“聂曦，”老师沉声道，“立即在脑中复盘，近半年来，我们与后勤部，特别是与刘文忠所在科室，所有有过交集的公务环节。重点排查文件流转、电话记录、乃至任何非正式场合的碰面。确保没有任何可能被曲解或牵连的痕迹。”
“是！”我凛然应命。这是潜伏工作最基本的应急反应——在任何可能的风吹草动面前，首先进行最严格的自我清查。
我迅速退回外间，关上门，开始在大脑中像过电影一样，仔细回溯近几个月所有与后勤部相关的公务接触。每一份文件的编号、内容、经手人、时间点；每一次电话的通话对象、事由、时长；甚至在走廊、食堂等公共场所与后勤部人员的偶遇和寒暄……我逐一排查，确保所有接触都严格限定在公开、合规的范围内，没有任何超乎寻常的交流，更没有留下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只言片语或物质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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