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奎老师精心策划的家宴，如同一阵和煦的春风，暂时驱散了寓所周围因过度“静默”而积聚的疑云。吴石家庭“正常”、“和睦”的形象得以巩固，外部监视的压力似乎有所缓解。然而，我和老师吴石内心都清楚，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缓和。真正的核心困境——与“朱枫”同志建立安全联系渠道的难题——依然像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头。谷正文对内外联络渠道的严密监控，尤其是对港台贸易线的排查，使得任何常规的、甚至是我们过去依赖的秘密渠道，都变得危机四伏。
被动等待“朱枫”同志的到来，无异于将主动权交给未知的命运。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在看似铜墙铁壁的封锁线上，试探性地敲击，寻找哪怕一丝微弱的回声，确认是否存在一条尚可通行的缝隙。
“不能坐等。”一个深夜，老师在书房中踱步，眉头紧锁，“我们必须知道，在当前的严密封锁下，是否还存在将信息送出岛外的可能，哪怕只是最微弱的可能。我们需要一次试探，一次绝对安全、即使失败也不会暴露我们的试探。”
我（聂曦）立刻明白了老师的意图：“老师的意思是，发送一条测试信息？用无关紧要的内容，通过一个极其迂回、看似偶然的方式发出，观察能否收到预期的回应，以此判断渠道的通畅性和安全性？”
“正是！”老师停下脚步，目光锐利，“这次试探，关键在于‘绝对安全’和‘内容无害’。信息本身不能包含任何敏感内容，甚至不能引起接收方的特别关注；传递方式必须完全脱离我们现有的任何已知关联，要利用看似偶然的、公共的、甚至是敌方也可能使用的信息传递环节，进行巧妙的‘寄生’。”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且需要精密计算的想法。它要求我们像最高明的密码学家和策略家一样，设计一个看似自然发生、实则暗藏玄机的通信事件。
经过彻夜的推演和筛选，一个方案逐渐成型。老师回忆起，近期国防部后勤部门正在与一家位于基隆的、有部分港资背景的船舶修理厂洽谈一批老旧登陆艇的维修合同。这类商业往来属于正常公务，文件流转会经过多个部门，且最终会与港方有通讯联系。这是一个理想的“寄生”载体。
“我们可以利用这份合同的磋商过程。”老师摊开一份流程草图，“在最终敲定的合同附件中，关于某个特定零部件的规格参数上，做一处极其微小的、符合商业惯例的、看似无意的修改。这个修改，按照一套只有‘老家’最高机要部门才能识别的密码规则，对应一个预设的、代表‘测试信号已收到，通道安全’的简单回应指令。信息发出后，我们通过公开渠道，监听这家修理厂与港方后续关于此合同的一份普通确认电文。如果在那份电文中，对应位置出现了我们预期的回应指令，则证明渠道是通的，且对方收到了我们的信号。”
这个方案的精妙之处在于：信息载体是公开的商业合同，传递过程完全合规，内容修改微不足道且合乎情理，即便被最严格的审查，也难以发现异常。而回应信号则隐藏在另一份公开的商业电文中，同样难以察觉。
“这个方案风险极低，但操作精度要求极高。”我仔细审视着方案的每一个环节，“需要确保修改的参数既不起眼，又能被准确识别；需要精准预测并监控到那份特定的回传电文。”
“所以，这次试探，由你全权负责执行，聂曦。”老师郑重地看着我，“你需要以经办参谋的身份，介入到这份合同的后期流程中，在不引起任何注意的情况下，完成那个关键参数的‘微小调整’，并确保合同顺利发出。然后，严密监控基隆厂方与香港的通讯记录（这部分记录在通讯处有存档，你可以以核查合同执行进度为由调阅），等待那个预设的‘回声’。”
“明白！”我深感责任重大。这是一次在刀尖上跳舞的精密操作，任何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甚至引来不必要的关注。
接下来的几天，我以高度的警惕性和耐心，开始执行这项“技术性试探”。我首先以协助处理积压公文为由，主动承担了部分后勤部门的文件协调工作，其中恰好包括了那份登陆艇维修合同的最终审核环节。在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我找到了那份合同，仔细审阅了所有技术附件。
在关于“传动轴密封环”的规格参数一栏，我发现了机会。原规格标注为“耐压等级：1500PSI”。根据密码规则，我需要将其中的数字进行微调。我小心翼翼地用极细的笔，将“1500”的最后一个“0”，修改成了一个几乎难以分辨的、略带倾斜的“6”，使其看起来像是书写或打印时轻微的瑕疵，变成了“1506PSI”。这个改动，在工程技术上是完全允许的微小公差范围，绝不会影响合同执行，但按照密码本，它代表了我们预设的测试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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