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七月，重庆的酷暑达到了顶峰。太阳像个恶毒的火球，不知疲倦地炙烤着这座山城。嘉陵江的水面上泛着刺眼的白光，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只有知了在枯柳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在为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旧世界唱着最后的挽歌。
但我坐在参谋本部那间阴凉的办公室里，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这种冷静来自于手中握有的绝对力量，来自于地图上那势不可挡的红色箭头。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此刻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那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投向了更深远的未来。
七月的第一周，桂林城下的炮声震碎了漓江的宁静。
对于冈村宁次来说，桂林已经从去年的荣耀变成了现在的绞索。日军第十一军的主力虽然大部分撤退到了衡阳以北，但在桂林城内，他们依然留下了第13师团的一部以及大量的工兵和辎重部队，企图利用去年我们修筑的工事和天然的岩溶地貌，进行最后的顽抗。
七月三日，我对桂林前线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命令。
这一次，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要求速战速决。我在电话里对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说，向华发，桂林是座石头城，也是座伤心城。去年我们在这里丢了八百壮士，今年我要日本人加倍偿还。不要急着往里冲，先给我围起来。我要让日本人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张发奎心领神会。新六军、第74军和第46军，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像三把铁钳，死死地卡住了桂林。我们切断了日军所有的补给线，连一只飞鸟都飞不进去。
七月五日，前线开始肃清外围据点。
战斗在良丰、大圩一线打响。日军依然顽固，他们躲在碉堡和岩洞里，用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但这一次，我们的士兵手里拿的是美制汤姆式冲锋枪和巴祖卡火箭筒。
刘斐向我汇报了一个细节。在进攻大圩古镇时，日军藏在一座坚固的石楼里负隅顽抗。我们的连长没有让士兵去填命，而是直接呼叫了空军。两架P-51野马战斗机俯冲下来，把两枚500磅的航空炸弹精准地扔进了石楼的天井。巨大的爆炸声中，那座石楼瞬间化为齑粉。
我听着汇报，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这就对了。这就是现代战争。用钢铁去换取胜利，而不是用人命。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八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站在重庆的广播大楼里，向全国发表了讲话。我说，八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卢沟桥听到了第一声枪响，那是屈辱的开始。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桂林城下听到的炮声，那是复仇的号角。我向全国同胞保证，这将是我们在战争状态下度过的最后一个七月七日。
这一天，桂林前线发起了向心突击。
七月的第二周，战火烧进了桂林的岩洞。
桂林的喀斯特地貌，曾经是我们防守时的天然屏障，如今却成了日军的藏身之所。他们像老鼠一样钻进七星岩、叠彩山、伏波山的岩洞里，囤积了大量的弹药和粮食，准备和我们打持久战。
七月十日，我们的部队攻占了象鼻山。
战斗异常惨烈。日军在象鼻山的岩洞口架起了重机枪，我们的冲锋部队一度受阻。
我在作战室里，看着前线发回的电报，眉头紧锁。我想起了去年七星岩的惨剧，那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魏德迈将军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走过来，低声说，韩，对付老鼠，最好的办法不是钻进洞里去抓，而是用火攻。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付日军的岩洞战术很有经验。我们新运来了一批改进型的M2火焰喷射器，还有大量的凝固汽油弹。
我转过头，看着魏德迈，眼中闪过一丝寒光。我说，将军，谢谢你的建议。这正是我想做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七月十二日，我下令组建了数十个喷火战斗小组。
在七星岩，这个曾经埋葬了我们八百壮士的地方，复仇的火焰升腾而起。
我们的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接近了岩洞口。几条长长的火龙呼啸着钻进了漆黑的洞穴。紧接着，洞里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那声音不像人类，倒像是地狱里的恶鬼。
随军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几个浑身是火的日军士兵从洞口冲出来，还没跑几步就倒在地上，烧成了一团黑炭。
看着这张照片，我没有一丝怜悯。这是战争的法则。当他们去年在这个洞里对我们的伤员释放毒气时，他们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七月十四日，桂林城内的日军防线开始崩溃。
他们原本指望的坚固工事，在火焰喷射器和巴祖卡面前不堪一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垮了。他们发现，无论躲在哪里，都会被烧死或者炸死。恐惧像瘟疫一样在日军中间蔓延。
七月的第三周，国际风云突变，惊雷在西方炸响。
七月十七日，波茨坦会议开幕。
虽然我身在重庆，但我时刻关注着这场决定战后世界格局的会议。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这三个巨头坐在一起，正在瓜分世界，也在决定日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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