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北平的料峭春寒依旧，但空气中已然弥漫着一丝生机，那并非是和平的春意，而是孕育着暴风骤雨的暗涌。柳条初绿，却像无数细软的鞭子，无力地抽打着这片行将破碎的土地。我，韩夏，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少将，每一天都感受着这沉重的压力，仿佛有千钧之石压在心头。我深知，三月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每一项决策，都将决定民族的未来。我不能出错，也绝不能退缩。
第一周：1937年3月1日至3月7日
三月的第一天，清晨的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却无法驱散我心中的阴霾。我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地送来的军情报告，每一份都像一把无形的刀，提醒着我战争的迫近。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调动越发频繁，华北驻屯军的演习也日益逼真，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上午八点，我的副官李明远上尉准时敲响了房门。“韩次长，吴组长和张处长已经在会议室等候。”
我点头，整理了一下军服，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会议室。吴忠信先生，作为政治顾问，此刻的面色比往日更加凝重，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文，似乎是来自西安方面的最新消息。张治中将军则是一脸的疲惫，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二位辛苦了。”我坐下，目光扫过他们，开门见山地问道，“西安方面的谈判，可有新的进展？”
吴忠信先生放下电文，轻叹一声：“韩次长，进展甚微。延安方面坚持要保障他们的独立性，并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根本性改革。南京方面则强调，在民族危亡之际，必须首先服从中央统一指挥，方能谈其他。双方僵持不下。”
我心中了然，这正是历史的必然。我知道，最终的协议会达成，但过程的曲折，足以耗尽人心。“僵持不下，便意味着主动权在对方手中。张将军，各地军事部署的整合，是否因此受到影响？”
张治中将军推了推眼镜，语气沉重：“韩次长，影响是巨大的。各地方实力派都在观望，尤其是一些与延安方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将领，更是态度暧昧。他们既不愿得罪中央，也不愿彻底与延安断绝关系。在兵权整合和部队调动上，阻力重重。例如川军，虽然口头答应抗日，但对出川作战，却迟迟不予明确回应。桂军也表示，他们愿意抗日，但必须先解决其内部的自治问题。”
我的眉头紧锁。这就是中国在抗战前夕的真实写照，外部强敌虎视眈眈，内部却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我心中感到一阵阵的无力和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责任感。我必须打破这种僵局。“告诉他们，中央的底线是统一指挥，统一抗战。任何试图在民族危亡之际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将受到历史的唾弃！张将军，你近期要亲自奔赴西南和华中，与那些地方大员们当面沟通，务必将利害关系讲清楚。告诉他们，一旦抗战爆发，任何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只有全国一心，才能共渡难关。”
吴忠信先生补充道：“韩次长，政治层面的工作，我也会持续跟进。宋子文先生在上海，正积极斡旋，争取各方支持。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凝聚共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内部矛盾成为日本侵略的突破口。”
我点点头，宋子文在这个平行宇宙中依然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金融与外交才能，对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好。但军事准备刻不容缓。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关于目前全国各地部队的战备情况，包括兵力、装备、训练水平以及后勤储备。务必在三天内呈交给我。”
送走二人，我感到一阵眩晕。内忧外患，如同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我的肩头。我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枯黄的树枝在风中摇曳，仿佛随时都会被折断。
下午，我召见了军政部军械司司长，一位名叫李维新（化名，代表当时军械部门负责人）的少将。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实干家，虽然没有显赫的背景，但对军械的研发和生产有着深刻的理解。
“李司长，目前各地部队反映，武器装备依然严重不足。尤其是重武器和弹药，缺口巨大。我们能否通过自行生产，弥补一部分缺口？”我问道。
李维新司长面露难色：“韩次长，目前国内军工厂的生产能力有限，重炮、飞机、坦克等关键武器，几乎无法生产。步枪、轻机枪、迫击炮的产量也远不能满足需求。弹药方面，步枪弹尚能勉强自给，但重机枪弹、炮弹的储备严重不足。我们正在努力引进德国的技术和设备，希望能在短时间内提升生产能力。但从技术引进到批量生产，需要时间，更需要巨额资金。”
我心中一沉，这正是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的悲哀。我深知，在抗战初期，武器装备的巨大差距，将使我军付出血的代价。“资金方面，我会尽力向财政部争取。但时间不等人。李司长，我希望你们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现有产能。例如，能否将一些民用工厂转产军需品？能否仿制一些日军的武器装备？另外，手榴弹的生产，务必保证充足供应，这是我们在近战中与日军抗衡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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