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途中，一块横梁的角度怎么都摆不正，几个壮劳力急得满头大汗。
一直蹲在旁边看的小宇，忽然跑上前，拿起一根木炭，在地上比划着，示意承重结构有问题。
王强起初没在意，随口让他画画看。
没想到，男孩用粉笔在水泥地上三下五除二，竟勾勒出一个带有斜向支撑的三角稳定体系，线条精准，比例协调，连榫卯结构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围观的村民们瞬间安静了，随即爆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叹。
“我的乖乖，”一个老木匠凑上前，摸着下巴啧啧称奇，“这娃脑子里是装了鲁班尺吗？天生就是盖房的料！”
王强愣了足足半分钟，随即爆发出爽朗的大笑。
他走过去，一把将小宇扛到自己肩膀上，对着所有人大声宣布：“从今天起，小宇就是咱们工坊的‘工程小顾问’！每天的伙食，多加一个刚出锅的热馒头！”
当晚，他就在工坊门口的黑板上，用粉笔更新了“入股规则”，在原有的“出工出力”之外，加上了新的一条：“每提一条被采纳的有效建议，折算半分工。脑子，也是力气！”
城市的另一头，葛兰芝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反复翻阅着那份她悄悄复印的F档学生名单。
当她看到周医生在小宇的心理评估报告中，用红笔手写的一行批注时，心脏猛地一沉。
批注写着：“该生对光影变化及空间结构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度，建议转介艺术潜能发展方向。”然而，在这行批注下方，是最终评级负责人冷冰冰的签字和结论：“F档，社交障碍，建议行为矫正。”
一种被欺骗和利用的耻辱感，混杂着后知后觉的恐惧，攫住了她。
她拨通了周医生的私人电话。
“为什么最终的报告里，没有采纳你的建议？”葛兰芝的声音因为压抑而显得嘶哑。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周医生的声音疲惫而无奈：“葛校长，在那个系统里，我的建议就像一张废纸。我说了不算。”她顿了顿，话锋一转，“但如果你真的想救谁……就想办法让小宇去参加今年的市青少年建筑模型设计大赛。评审团主席，是我的老师，一个只认作品不认人的老顽固。”
葛兰芝挂断电话，手指颤抖地在电脑上搜索赛事信息。
一行冰冷的红字跳入眼帘：报名截止日期，昨天下午五点。
她死死地盯着屏幕，绝望像潮水般涌来。
忽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迅速调出校内的监控录像，定位到一周前，小宇被贴上F档标签的那天。
画面里，男孩一个人蹲在操场最偏僻的角落，用一根树枝，在沙地上画着一座又一座奇形怪状的房子。
画完一座，就用脚抹去，再画下一座。
画面定格在他偶然抬头的瞬间，那双眼睛，清澈得像一口幽深的古井，里面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沉浸式的专注。
葛兰芝关掉视频，面无表情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补报申请表，在“申请人”一栏，一笔一划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陈景明则在以自己的方式，发起一场无声的反击。
他借用那位同情他的林总监私下提供的服务器资源，花了两个通宵，搭建起一个“反向测评模拟器”。
他将“启明星”系统公开的算法逻辑和评估维度输入其中，反向推演出什么样的特质，会被系统精准地判定为“缺陷”。
结果令人心惊。
“长时间沉浸式专注”被标记为“社交回避倾向”；“非线性跳跃式思维”被标记为“逻辑链断裂”；“延迟响应型深度思考”被标记为“认知迟缓”。
他将这些冰冷的推演结果，整理成一份名为《被误判的天赋：一份来自算法幽灵的报告》的手册，附上了小宇那张惊人的建筑草图、自己儿子绘画时呈现的脑电波形图（他用一个简易设备记录的），以及其他十几个孩子在工坊里展现出的、与“缺陷”标签截然相反的观察记录。
他没有走任何官方渠道，而是像一个幽灵，悄悄将这份手册，塞进了那几位听证会委员家门口的信箱里。
三天后，李娟收到了教育局的正式通知：“经研究，同意‘非标成长实验班’作为社会教育创新观察点，延期运行三个月，以供后续效果追踪。”
春分过后的第一场雨，在深夜里淅淅沥沥地落下。
陈景明不放心廊道的防雨情况，独自一人披着雨衣在工坊巡查。
当他走到“麦穗图书馆”窗下时，忽然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
是小宇。
男孩身上只披着一块透明的塑料布，蹲在屋檐下，正借着窗户透出的微光，用一截炭笔，在一块捡来的木板上飞快地临摹着屋檐滴水形成的抛物线。
陈景明走近，放轻了声音：“怎么还不睡？”
男孩头也不抬，低声说：“我在记雨水怎么走。以后我盖的房子，不能让它漏进来。”
那一刻，陈景明的心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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