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盖子拧紧，把保温杯放在长椅上，靠在椅背里，看着湖面上的野鸭。野鸭在游，游得很慢，好像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不过丽姐，”阿金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带着一种严肃的、谨慎的、像一个人在冰面上走路，每一步都要确认冰够不够厚、会不会碎的味道，“你得提防点。韩振宇这个人，我们观察了这么久，他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他肯定会想办法，肯定会反击，肯定会找突破口。我们不能让他找到。”
“放心。”袁丽的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很轻，像湖面上的涟漪，荡了一下，就没了，“我现在不在别墅，在小区湖边。这里很安静，没有人。我戴着耳机，声音调得很低，不会有人听到。”
她四下看了看——没有人。湖边只有她一个人，远处有一个老头在遛狗，狗是金毛，很大，毛色很好，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老头的步伐很慢，金毛的步伐也很慢，一个老人，一条老狗，在阳光下的湖边散步，画面很安静，很温柔，像一幅油画。
“张怀仁情绪如何？”袁丽问。
“在安全屋。”阿金说，“我刚离开，非常稳定。吃了饭，喝了酒，看了电视，刷了手机。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现在的状态是——认命了。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只能往前走。往前走还有活路，往后退是死路。他选择了往前走。”
“那就好。”袁丽说，“按照预案，在韩振宇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得让他感受到挽回了局面。千万不要冒进。他觉得自己安全了，才会放松警惕；他放松了警惕，才会策底崩溃。”
“明白。”阿金说，“都已经安排妥当，交代明白了。这个假象我会做得跟真的一样。水军的节奏会放慢一些，评论区的负面声音会减少一些，媒体的追问会缓和一些。他会以为——他的声明起了作用，他的发布会起了作用，他的公关策略起了作用。他会觉得——事情在好转，局面在可控，他还来得及。”
“小阳的情绪如何？”袁丽问。
她的语气在问到“小阳”的时候变了一下——不是那种“我关心下属”的变化，而是那种“我在乎这个人”的变化。
很细微的，像风吹过湖面，你看到了涟漪，但你不确定风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
她的眼神也变了一下，从那种冷静的、理性的、像机器一样精准的眼神，变成了那种有温度的、有情感的、像一个人在看另一个人时的眼神。
那个变化只持续了零点几秒，就恢复了。但她知道，阿金在电话那头，看不见她的眼神。
“急不可耐出场了。”阿金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笑意，不是嘲笑，是那种“年轻人就是年轻人”的、带着一点点无奈的、又带着一点点欣赏的笑，“发言稿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他在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等到他现在觉得——每一天都太长了，每一个小时都太慢了，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他想快一点，想早一点，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提前。”
“难为他了。”袁丽说，声音低了一些，像一个人在说一句只能让自己听见的话，“你也要小心。有事发微信。”
“丽姐也小心。”阿金说。
挂了。
袁丽把耳机取下来，放在口袋里。她坐在长椅上，看着湖面。
湖面上的野鸭还在游，游得很慢。
袁丽想起了姐姐。翁兰在云南，在那个有镜心湖的小镇。等这一切结束之后，她和陈小阳就能在一起了。
不用再分开了，不用一个在滨海潜伏，一个在云南等待。他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一起睡觉，一起笑，一起……。
她的眼眶有点湿了。
不是难过，是想念。她想念姐姐。想念她的声音，想念她的笑容，想念她说话时那种慢慢的、轻轻的、像风吹过湖面的语气。
她想抱抱她，想告诉她——“姐，我想你了。”但她不能。现在还不是时候。她必须等，必须忍，必须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底，压在最深最深的地方，用一个盖子盖住，盖子上再压一块石头，石头上再放一盆花。
看起来很美，但你知道，花盆下面压着石头，石头下面压着盖子，盖子下面压着那些不能说、不敢说、说了也没用的东西。
她站起来，沿着湖边的小路慢慢走。
路是石板铺的，一块一块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些石板上刻着字，刻着“某某某捐资修建”之类的字样，字迹已经模糊了，看不清了。她的运动鞋踩在石板上，发出“嗒嗒”的声音，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
她在想——明天，后天，大后天，一天一个变化，一切都会不一样。
滨海，上午十点二十分。
滨海机场，到达大厅。
飞机准点降落。韩父和韩母从廊桥里走出来的时候，韩母的表情有些紧张，眉头皱着，嘴唇抿着，手紧紧地攥着挎包的带子，指节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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