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站在法院外的台阶上，手机还贴在耳边，那串数字的来电显示已经消失。他把信封塞进大衣内袋，指尖碰到U盘边缘，冰凉。没回律所，也没打车，他转身走向地铁口，脚步比平时快半拍。
档案馆在城西，三层老楼，外墙刷过两次漆，颜色都不均匀。他刷卡进门，前台坐着个穿藏蓝制服的女人，抬头看了眼，问查什么。
“2013年城南片区土地征收纠纷案。”他说。
她敲了几下键盘，抬头：“代理律师是林建国？”
林远点头。
“这案子封了。”她手指点了点屏幕，“内部归档，限阅。”
“我是执业律师。”他掏出证件递过去，“查历史判例，做法律研究。”
她没接，只说：“三级审批，得分管领导签字。你填表吧。”
表格递过来，一行行空格。他在“查阅事由”栏写：“代理同类案件需参考既往程序合法性判例”，又在“承诺事项”勾选“不复制、不传播、仅现场查阅”。
她看了两眼，电话打出去，低声说了几句，然后说：“三十分钟，不许拍照，看完交还。”
卷宗送来时用牛皮纸包着，编号0513-2-1。他翻开第一页，被告方写着“恒正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姓名栏是父亲的名字，签名在右下角，墨迹深，笔画却僵，不像平时那种流畅的斜体。
他翻得快，眼睛扫过每一页。补偿标准一栏写着“按评估价执行”，但附件里没有评估报告原件，只有一页摘要，落款日期比征收公告晚了十七天。他记下这一点。
听证会记录缺失。送达回执只有两份，其他都被标注“补送未果”。他翻到调解书那页，原告没签字，只有法院公章和“当事人已确认”字样。他盯着那行字，又往后翻。
在案卷末尾夹层，摸到一张薄纸。抽出来，是张便签，打印的，没署名：“调解非自愿，当事人次日失联。”
他抬头，管理员正盯着钟，指了指还剩十分钟。
他继续翻，在页脚发现一行极小的字：“恒正所顾问意见已采纳”。再往前，在案件编号旁，手写标注“协调办督办”。
他合上卷宗，手记本上写了三条：补偿价不到市价一半；评估未公示；调解无签字。又补了一句：主审法官半年后落马。
交还卷宗时，他问：“这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她低头整理文件，没看他：“主审法官进去了，八年。听说就是因为这个案。”
他点头，走出阅览室。
外面天已经黑了。街灯一盏盏亮起来，照在档案馆台阶上，影子拉得很短。他没走，站在门口抽烟，火光在指间闪了一下就灭了。烟没点着，他也没再打火。
他想起父亲退所那天，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捏着一张纸，没说话。母亲在厨房摔了碗，他站在门口，听见父亲说：“有些事，忍住比打赢更重要。”
那时候他不懂。现在他懂了。
不是输在法庭上，是输在开庭前。
他把烟塞回口袋，往地铁站走。到律所楼下，没上去，站在玻璃门里看了眼电梯数字。灯还亮着，周正言可能没走。
他刷卡进楼，乘电梯上七楼。走廊安静，只有他脚步声。办公室门开着，灯亮着，桌上文件摊着，没人。
他走进去，从包里抽出便签纸，贴在墙上。旁边是老陈给的信封，泛黄，边角磨毛了。他拿胶带把便签固定住，退后一步。
墙上原本贴着老陈商铺案的时间线，现在多出两张纸。一张写着“父亲的十年”，一张是那串数字。
他打开电脑，新建文档，标题打上：“父亲的十年”。
第一行写：“2013年，城南征收案，恒正所为被告，程序违法，强行调解。”
光标闪着，他没停，往下写：“补偿标准为市价42%，评估报告未公示，听证记录缺失。调解书无原告签字，仅有法院盖章。案件标注‘协调办督办’，恒正所顾问意见被采纳。”
写到这里，他停下，翻出手记本，把刚才记的补上。
然后他点开地图，搜“城南片区2013年征收范围”，画出一块区域，标红。又搜“恒正所2013年代理案件”，跳出二十多条，其中三条涉及征收，两起调解结案。
他一条条点开摘要，记下时间、编号、法官姓名。
凌晨一点，办公室只剩他一人。窗外雨开始下，打在玻璃上，声音很轻。他没关灯，也没动。
第二天早上七点，管理员刚开门，林远又站在了前台。
“再查一个。”他说，“2013年城南征收案的关联案件，有没有同期类似处理方式的？”
她皱眉：“你昨天刚查过。”
“我需要确认程序一致性。”他递上执业证，“法律研究，不复制。”
她犹豫，还是接过去，敲了几个字。
系统跳出三条记录。
他记下编号，申请调阅。
第一本卷宗送来，案由是“房屋拆迁补偿纠纷”，被告是同一家征收办，代理律师是恒正所另一名合伙人。调解结案，原告签字模糊，像是拓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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