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置室的白炽灯亮得刺眼，把水泥墙照得一片惨白。刘伟坐在铁椅上，手里捏着笔，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面前的稿纸上，“忏悔书”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墨迹晕开了好几处，像是被眼泪浸过。
“刘院长，想写就好好写，不用急。”看守民警的声音很平静，却让刘伟的肩膀猛地一颤。他抬起头，眼底布满红血丝，盯着墙上“认罪悔罪，争取宽大”的标语，喉咙里发出像被砂纸磨过的声响：“我……我当初要是没接那张卡，就好了。”
笔杆在他掌心转了半圈，终于落下。“第一次收张明的钱，是三年前。”他的字越写越慢，每一笔都像在撕扯回忆，“他拿着个牛皮纸袋，说‘刘院长，以后药品采购多关照’，我推了三次，最后还是没顶住——就一万块，我想‘不过是点辛苦费，不算贪’。”
写到这儿，他突然停笔，双手捂住脸。指缝里漏出压抑的呜咽：“后来就收不住了。三万、五万、十万……每次收完都告诉自己‘最后一次’，可下次张明送来，我还是会接。我忘了自己是个医生，忘了刚当院长时说‘要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忘了那些老人拿着药单叹气说‘怎么又贵了’——我把他们的救命钱，当成了自己的‘好处’啊！”
他猛地把笔拍在桌上，稿纸滑到地上。民警弯腰捡起，递回他手里时，看见他手腕上还戴着那块张明送的名表——表针在惨白的灯光下转着，像在倒计时。刘伟盯着表盘，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带着哭腔：“我儿子去年考上医学院，我还跟他说‘当医生要对得起良心’。现在想想，我哪有脸见他？我害了患者，也毁了自己，更毁了他心里当爸爸的样子……”
隔壁留置室里，赵伟正对着审讯桌前的笔录本发呆。陈谨坐在他对面，手里拿着那份记录“赵伟通过古玩洗钱”的证据链，却没急着问话，只是把一杯温水推过去。
“陈主任，你不用劝。”赵伟拿起水杯，手却抖得厉害，水洒在裤子上都没察觉，“我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以前在市医保局当副局长，总觉得‘层级高，没人能查到我头上’——张志强给我送钱，我收；郑刚帮着腐败网络打招呼，我装看不见。我总说‘这是行业潜规则’，其实就是自己贪，自己怕丢官。”
他突然抬头，眼神里满是复杂的情绪——有不甘，有恐惧，更多的是绝望：“你还记得去年医保基金专项检查吗？我带队去清河县，看到那些老人抱着一堆用不上的药哭，说‘不吃又报不了销，吃了胃难受’。当时我心里慌了一下，可转头张志强给我塞了张购物卡，我就把这事忘了。现在才明白，我栽的不是层级高不高，是栽在了‘民生底线’上——老百姓的救命钱，我也敢动，我活该啊！”
陈谨看着他，轻声问：“你有没有想过，要是当初守住了底线，现在会是什么样？”
赵伟愣了愣，突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要是守住了……我现在应该还在办公室批文件，周末能陪孙子去公园。可我没守住。我总觉得‘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把党给的权力，当成了自己谋私的工具。现在想想，那些被多开药的老人，可能就指着每月那点养老金看病——我拿走的不是钱，是他们的活路啊！”他说着，双手撑在桌上，头深深埋下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省纪委留置点的另一间房里，郑刚坐在那里，面前摊着康泰医药的招标材料——上面有他手写修改的评分细则，每一笔都像一道伤疤。审讯员把李大爷的证言录音放给他听，老人哽咽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为了报销，我一次买了三个月的降压药，吃不完扔了可惜，不扔又过期……”
录音刚放完，郑刚突然捂住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等他缓过气，脸色已经变得惨白，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我当初改评分的时候，就想着‘帮张明一把，自己能得点好处’，从没想过这些药最后会到谁手里。我在省卫健委药政处待了十年，天天说‘保障药品供应，维护群众利益’，可实际上呢？我把职权当成了换钱的筹码，把老百姓的难处，当成了自己谋利的机会。”
他拿起那份招标材料，指尖划过自己的签名，突然用力撕了起来。纸片碎落一地，他却像没看见，只是喃喃自语：“那些老人，可能比我父母年纪都大。他们省吃俭用看病，我却在背后搞鬼，让他们多花钱、多吃药……我对不起‘党员’这两个字，对不起当初入职时举的手。”
三天后，专案组的办公室里，林晓把一摞整理好的忏悔材料放在陈谨桌上。最上面是刘伟的手写忏悔书，末尾用红笔写着“愿用余生忏悔，恳请给患者一个道歉的机会”；下面是赵伟的谈话记录，每一页都有他按的指印；最底下是郑刚的书面供述，字里行间全是崩溃后的坦诚。
“这些都整理成《医保腐败警示录》了，省纪委说要下发到全省纪检系统，还要组织医保、卫健部门的干部学习。”林晓说着，指了指材料里夹着的照片——那是受害患者李大爷家里堆着的药盒，密密麻麻摆了半间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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