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初夏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湿和都市永不熄灭的电力焦糊味。
陈默坐在湾仔酒店房间里，老旧窗式空调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勉强对抗着窗外的湿热。
他面前摊开的不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明信片，而是一摞从各处搜集来的英文财经报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影印件，以及他自己用方格纸绘制的简易图表。
桌上摆着喝了一半的“维他奶”玻璃瓶，旁边是香港本地报纸，头版赫然是“王菲横扫乐坛大奖，新恋情曝光？”的八卦新闻，与陈默手边严肃的经济数据形成荒诞对比。
收音机里隐约传来隔壁房间播放的Beyond《海阔天空》，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歌声，似乎也在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做着注脚。
陈默像个潜伏的猎手，在数字的丛林里寻找着猎物留下的蛛丝马迹。
泰铢远期汇率的微妙贴水、菲律宾比索交易量的异常放大、马来西亚央行外汇储备构成的细微变化……
这些在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他眼中却逐渐勾勒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国际游资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正在东南亚温暖的海域外围游弋，试探着各国金融防线的脆弱点。
“唉，真是用算盘推演核战争啊，”陈默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内心自嘲。
没有Bloomberg终端，没有实时数据流，全靠手工从纸堆里扒拉信息，再用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比率、画趋势线。
他借鉴了后世成熟的“早期预警系统”框架，但用的全是这个时代能理解和接受的术语和模型，比如着重分析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M2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实际有效汇率偏离度等关键指标。
这感觉，就像是用一台小霸王学习机去尝试破解五角大楼的防火墙，充满了某种悲壮的滑稽感。
但没办法，条件有限，只能将就。
他一边计算，一边怀念着后世的Excel表格，那拖拽填充柄的丝滑，比现在这写错一个数字就得全页重抄的体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几天后，一份名为《关于东南亚部分地区潜在金融风险及对香港可能影响的初步分析》的报告初具雏形。
报告语言极其谨慎，通篇都是“可能”、“存在一定风险”、“需引起关注”等官方措辞，但数据扎实，逻辑链清晰，指向性明确。
陈默很清楚，这种涉及国际形势、带有预警性质的报告，通过计委的正常渠道层层上报，很可能石沉大海，或者被贴上“年轻人过于激进”的标签。
他想到了秦怀瑾教授。这位身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的学界泰斗，拥有直通高层的“内参”渠道。
陈默连夜将报告重新誊写清晰，附上一封简短的信，说明情况，通过加密渠道寄往北京。做完这一切，他长长舒了口气，仿佛为即将到来的风暴提前垒起了一小块沙袋。
在工作组内部，陈默的表现则谨慎得多。
组长名叫郑国涛，五十岁出头，身材高大，方脸阔口，说话中气十足，是典型的“老计委”出身，作风务实，甚至有点“老粗”的外表，但心思缜密，对数字极其敏感。
他最初对这个被王明远极力推荐的年轻人并未特别关注，只当是来学习锻炼的。
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话题围绕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气氛热烈，但多是原则性讨论。陈默看准时机，结合这几天调研的体会，发言道：
“郑司长，各位老师，我认为除了制度设计，技术层面的协同可能更为迫切，比如，是否可以探讨建立一个跨境资金流动的统计监测共享平台？
不一定是实时，哪怕是延迟数日的数据交换，也能帮助我们更早识别异常资金进出，尤其是那些通过复杂衍生工具进行的短期投机操作。”
他顿了顿，看到郑国涛的目光投了过来，便继续道：“我注意到近期港股和一些东南亚市场，出现了一些难以用基本面解释的交易模式，虽然规模还不大，但手法很专业。
这或许是个信号，提醒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把监管的篱笆扎得更紧一些，特别是针对可能出现的‘羊群效应’和跨市场传染。”
他话音刚落，工作组里一位来自某重点大学、以研究国际金融见长的吴教授就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几分学究式的挑剔：“小陈同志观察很细致，不过，国际资本流动是常态，有些波动很正常，我们不能杯弓蛇影，把正常的市场行为都视为洪水猛兽。
香港是自由市场，过度干预会影响其国际声誉，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政权平稳交接，维护信心。”
另一位来自某政策性银行的张处长也附和道：“吴教授说得对，我们现在提太多风险，会不会反而动摇市场信心？况且，你说的这些‘异常操作’，证据是否充分？模型是否可靠？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但还是要稳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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