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延安。
张宗兴第一次看见宝塔山时，是个秋雨初霁的午后。
黄土高原被雨水洗过，沟壑纵横的土地呈现出一种深沉的赭红色。
延河的水涨了，浑黄的水流绕过山脚，向东奔去。
而那座九层宝塔就立在嘉岭山上，砖石古旧，却自有一种巍然不动的气度。
“那就是延安的标志，”带路的八路军战士是个陕西小伙子，说话带着浓重的鼻音，
“听说唐朝时候就修了，一千多年啦。”
陈致远摘下眼镜擦了擦，仔细眺望。
这个从上海租界的实验室走出来的知识分子，
第一次置身如此粗粝而广阔的土地，竟有些不知所措。
李文背着沉重的电台零件，喘着气问：“咱们……到了？”
“到了。”张宗兴说。
三人站在山坡上，看着山下那座小城。
与其说是城，不如说是个大点的镇子——
土坯房、窑洞、简陋的街道，偶尔有穿着灰色军装的人骑马经过。
但处处透着一种奇异的生机：
山坡上开垦的梯田，操场上操练的士兵，墙上刷着白底黑字的标语——
“抗日救国”“自力更生”。
“跟上海真不一样，”陈致远喃喃道，“但……好像更真实。”
他们被安排住在城东的一排窑洞里。
窑洞挖在黄土崖壁上，冬暖夏凉，里面陈设简单：土炕、木桌、油灯，墙上贴着地图。
接待他们的是个姓王的干部，三十多岁，戴着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三位同志一路辛苦了。首长交代，让你们先休息几天，适应适应这里的生活。”
“我们什么时候能开始工作？”陈致远急切地问。
“不急，”王干部笑了，“先熟悉环境。明天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晚饭是在大灶吃的。
露天院子里支着几口大锅，炊事员用长柄铁勺分饭——
小米饭、野菜汤，偶尔有几片咸菜。
吃饭的人排成长队，有军人、有学生、有干部，
都穿着差不多的灰布衣服，说说笑笑，气氛轻松。
张宗兴端着碗蹲在墙角，默默观察。
这里的一切都和他熟悉的上海截然不同：
没有霓虹灯，没有爵士乐，没有旗袍高跟鞋，甚至连干净的白米饭都没有。
但每个人眼睛里都有光——那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奋斗的人才有的光。
这是张宗兴最深刻的感觉——
往昔东奔西走，半生漂泊如无根之萍，总觉得脚下无路，眼前无光。
而今立在这片厚土之上，竟如重生一般，豁然见得天光破云！
一轮希望的太阳，正从他心底冉冉升起，照亮眼前山河，亦照亮万里人间。
“张先生？”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张宗兴猛地回头，看见一张意想不到的脸——
“苏……婉清？”
真的是她。
虽然换上了八路军的女兵装束，头发剪短了，脸上也有了风霜的痕迹，
但那双冷静的眼睛，张宗兴绝不会认错。
“你怎么在这里？”两人几乎同时问出这句话，然后都愣了。
苏婉清先笑了，笑容很浅，但真实：
“说来话长。上海沦陷前，组织安排我转移。走山西过来的，前段时间刚到。”
她在张宗兴身边蹲下，也端着碗小米饭：“你呢？路上还顺利吗？”
“九死一生。”
张宗兴简单说了路上的经历——
卢沟桥事变、泰山遇险、黄河渡口、太行山游击队。
苏婉清静静听着，偶尔点点头。
“陈致远和李文呢？”
“在窑洞里休息。陈致远急着想建无线电实验室，说这里的条件虽然简陋，但……”
“但可以做真正有意义的事，”苏婉清接过话，“我也是这么想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晚风吹过窑洞前的枣树，叶子沙沙作响。
远处传来歌声——是抗大的学生在唱《黄河大合唱》，粗犷而有力的声音在黄土高原上回荡。
“上海那边……”张宗兴终于问出最关心的问题。
苏婉清的表情凝重起来，但眼中闪过一抹锐利的光：
“杜先生和司徒先生都还在上海，但处境很危险。”
张宗兴的心提了起来：“发生什么事了？”
“九月下旬，日本‘梅机关’特务突袭了我们在法租界的三个联络点，”苏婉清压低声音，
“司徒先生当时在福煦路的安全屋收发报，险些被捕。”
“幸好杜先生提前收到了内线预警，安排了金蝉脱壳之计。”
“什么计策？”
“司徒先生的替身。”苏婉清的声音更低了，
“杜先生早就预备了一个身形相貌与司徒先生相似的老者，那天让他穿上司徒先生的衣服，在安全屋里假装发报。真正的司徒先生提前半小时就从密道离开了。”
张宗兴长长舒了口气：“那替身……”
“被捕了，受了重刑，什么都没说，三天后牺牲在宪兵队。”苏婉清的声音有些发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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