筲箕湾的夜晚，
“合兴船厂”的轮廓在昏黄的码头灯光下显得庞大而沉默，几艘待修的渔船和小货轮像巨兽的骨架，静静躺在船坞或泊位上。
夜班工人的敲打声和吆喝声零星响起，反而衬得这海边一隅愈发深沉。
张宗兴在阿明的陪同下，如同两个晚归的船工，悄无声息地绕过堆满废旧缆绳和木料的空地，来到船厂后方一间不起眼的铁皮仓库。
仓库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门口悬着一盏不起眼的旧马灯，灯罩却刻意换成了显眼的红色。
两人对视一眼，阿明留在门外阴影处警戒。张宗兴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仓库里堆着些杂物，空气闷浊。
一盏防风煤油灯放在角落的木箱上，
灯旁站着一个人，正是前次在集古斋见过的老周。
他今晚换了身码头工人的粗布短打，脸上也抹了些油污，但那双平静而锐利的眼睛在灯光下依然醒目。
“张先生，准时。”老周微微颔首，没有客套，指了指木箱旁两个倒扣的油桶，
“条件简陋，将就坐。”
张宗兴在他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周先生，深夜相邀，不知有何指教？”
老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巧的扁铁盒，打开，里面是粗糙的烟丝和裁好的纸条。
他熟练地卷了一支烟，递给张宗兴：“来一支？提提神。”
张宗兴摆摆手：“谢了，不抽。”
老周自己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光线中缓缓升腾。
“指教谈不上。只是上次匆匆一晤，未尽之言颇多。
眼下局势，张先生想必也深感如履薄冰。
我们长话短说——你们在上海揭露日军细菌战阴谋，护送少帅手谕南下，在香港又挫败了医院投毒计划，这些事，我们都清楚。
你们是真正抗日的热血志士，这点毋庸置疑。”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清楚”二字，却让张宗兴心中微震。
延安方面在香港的情报网，看来比预想的要深。
“但是，”老周话锋一转，目光透过烟雾看向张宗兴，
“抗日是民族大义，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做的事情。难的是，抗日的路，具体怎么走？跟着谁走？走到哪里去？”
他弹了弹烟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喊着‘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步步退让，对内的镇压和清洗却从未手软。”
“少帅兵谏，一片赤诚，换来的是什么？是囚禁。”
“你们在上海、在香港，军统和日本人联手对付你们，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抗战’？跟着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路线，能有出路吗？”
张宗兴沉默着。这些问题，也正是他内心深处反复思量，与苏婉清讨论时触及的困惑。
“我们那边，”老周继续说道，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也难。红军长征刚到陕北，人困马乏，地盘小，武器差，外面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着，日本人也在虎视眈眈。说句实话，日子比你们现在可能还要艰苦。”
“但我们坚信一点：抗日要想胜利，必须发动最广大的老百姓，必须走一条和旧式军队、旧式政权完全不同的新路。”
“这条路，不是少数官僚和军阀争权夺利的路，而是千千万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了生存、为了不做亡国奴而自己拿起武器、自己管理自己的路。”
他顿了顿，看着张宗兴：
“张先生，你见过底层百姓真正的苦难，也用过江湖手段，带过兄弟。你应该明白，光靠义气，靠少数人的智勇，改变不了大局。”
“在上海，你们可以叱咤风云，但最终还是要被迫离开。”
“在香港，你们可以暂时躲避，但毛人凤、日本人会放过你们吗？‘江上客’的文章可以唤醒一些人，但能挡住敌人的刺刀和毒气吗？”
这番话，尖锐而现实，撕开了张宗兴一直不愿完全面对的困境。
他凭借穿越者的先知和个人的能力，可以一次次化解危机，甚至可以小范围地改变一些事情。
但面对整个时代倾覆的洪流，个人的力量确实如螳臂当车。
“周先生的意思是，”张宗兴缓缓开口，“我们应该放弃现在的一切，去陕北？”
“不。”老周出乎意料地摇头，
“去陕北，是一条路，但未必是适合你们所有人的路。那里条件艰苦，斗争形势复杂，你们这群在上海滩、在香港有过复杂经历的人，骤然过去，未必能适应，也未必能完全被信任。更重要的是——”
他身体微微前倾，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刻的阴影：
“香港，有香港独特的价值。这里是情报的汇集地，是物资的中转站，是面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的窗口。”
“你们在这里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有杜月笙、司徒美堂这样的关系，有‘振华商行’的掩护，有‘江上客’这样的发声渠道。”
“这些，如果运用得当，其作用可能比多几杆枪、多几个人去陕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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