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红薯老头那句“牛队长跟陈干部是连襟”，像一把冰冷的钥匙，咔嚓一声，捅开了所有迷雾背后的锁芯。
不是意外，不是巧合。
这是一场来自权力角落的、精准而恶毒的报复。
王办事员是爪牙，折了。陈干部便动用了更隐蔽、更“合法”的力量，挥动了市管队这把更能伤人的刀。甚至不需要亲自出面，就能借“规章”之名，行倾轧之实。
三天。拆除或者两百块罚款。
冰冷的选项摆在面前，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意味着他这段时间所有的努力和刚刚燃起的希望，将被轻易碾碎。
巨大的无力感如同冰水，浇灭了刚刚因派出所成功破案而升起的信心。林卫东站在原地，看着被泼湿的地面，看着空荡荡的炉子位，感觉四周的空气都变得粘稠而窒息。
周围的摊贩和顾客窃窃私语一番后，也渐渐散去，投向他的目光有同情，有无奈，更多的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在这个年代，个体户面对管理部门的刁难，除了忍气吞声或者关门大吉，似乎没有第三条路。
硬抗？他拿什么抗？对方穿着制服，拿着条例，代表着“规定”。
找派出所？老所长能管刑事勒索，却很难插手这种“行政管理”纠纷。而且对方程序上看似“合法”，没有任何把柄。
难道真的要认栽？交出两百块血汗钱？或者亲手拆掉这个凝聚了心血、刚刚看到起色的铁皮柜？
不甘心！绝不甘心！
林卫东死死攥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刺痛感让他保持着最后的清醒。
不能乱！必须冷静！
他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混乱的大脑运转起来。对方利用规则打压，那能不能也在规则内，找到反击的缝隙？
营业执照是合法取得的，经营场所是文化宫正式书面证明的。市管队说违规搭建、占道经营，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文件标准？他们说拆就拆，说罚就罚，程序是否完全合规？
一个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火星——**去找更高层面的领导！**
不是吵架，不是闹事，而是去**反映情况**，去**讲道理**！
文化宫和市管队理论上都属于城建文化系统，或许有共同的上级主管部门？比如区里？去找能管到他们的人，把事情摊开来说清楚！强调自己合法经营的不易，强调对方处罚依据的模糊和程序的粗暴，甚至暗示其中可能存在打击报复！
这无疑是一次冒险。很可能徒劳无功，甚至可能激怒对方，招致更严厉的打击。
但坐以待毙，同样是死路一条！不如搏一把！
赌的就是对方行事并非完全光明正大，赌的就是更高层的领导愿意讲道理，或者至少，不愿意为了下面人的一点龃龉而闹出不必要的风波！
下定决心，林卫东反而冷静下来。他快速收拾了一下被弄乱的摊位，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锁好铁皮柜。
回家后，他对忧心忡忡的李秀兰只字未提市管队刁难的事，只说要去文化宫补办个手续，免得她担心。
第二天一早，他换上了自己最体面的一件旧中山装，洗了把脸，揣好营业执照副本和文化宫之前开具的场地证明，又特意带上了派出所发放的报案回执复印件（证明他近期是受保护对象），来到了区政府办公大楼。
这是一栋比工商所气派得多苏式楼房。走进大门，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扑面而来。林卫东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
他不知道具体该找哪个部门，只好硬着头皮来到门口的信访接待室。
接待室里坐着一个戴着老花镜、看起来颇为面善的老同志。
“同志，您好，我想……我想反映点情况。”林卫东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诚恳而非闹事。
老同志抬起头，打量了他一下：“反映什么情况？哪个单位的？”
“我是个个体户，在文化宫夜市有个摊位……”林卫东开始条理清晰、不卑不亢地叙述事情经过：如何合法取得执照、如何经营、如何遭遇市管队无明确依据的处罚通知，并隐晦地提到了可能与文化宫某位干部的私人恩怨有关（但未直接点名），最后强调了小本经营不易，只是求个公道。
他说话时，特意将营业执照、场地证明和报案回执复印件摆在桌上，增加说服力。
老同志听得挺认真，偶尔问一两个细节。听完后，他沉吟了一下，扶了扶老花镜：“个体经营是政策允许的，合法经营应该保护。你说的情况我了解了。这样吧，你留下份书面材料和联系方式，我帮你把情况转给相关的科室看看。至于具体怎么处理，还得按程序来，我们也不能干涉下面部门的具体执法，对吧？”
没有立刻解决，但也没有推诿。态度平和，程序规范。
这已经比林卫东预想的最好情况还要好了！他原本以为会被直接轰出去。
他连忙千恩万谢，按照要求写了一份简单的情况说明，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摊位地址，然后忐忑地离开了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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