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陈默正在茶行里擦柜台，街对面一队日本兵急急忙忙地跑过去。领头的少佐脸色铁青，帽檐压得低低的，靴子踩在雪地上啪啪啪地响，每一声都像在敲打什么东西。后面跟着七八个士兵，都扛着枪，枪托在背上晃来晃去，步幅很大，像是在赶着去救火一样。
街上的行人都停了下来，看着那队人从面前跑过去，拐进了城东的方向。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站在巷口，手里举着一串红亮亮的糖葫芦，那串糖葫芦在他手里晃来晃去，像是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才好。旁边有个穿灰大衣的人凑过去问了一句什么，那老头摇了摇头，说了一句“不知道”，又站了一会儿，那队人早就跑没影了。
陈默把抹布搭在柜台边缘，走到门口远远地看了一眼城东的方向。那队人去的方向正是那座军需库的位置。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冷风灌进领口，吹得他眯了一下眼，然后转身回了柜台后面，继续擦那些并不需要擦的柜台。抹布在木质的柜面上来回划着，一圈又一圈，像是某种古老的循环仪式，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天快黑的时候，有人来茶行喝茶。两个穿灰大衣的中年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一人要了一壶花茶，一碟花生米。他们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茶行里没什么人，陈默坐在柜台后面低着头看那本旧账本，耳朵却像网一样张着，网眼很细，连最小的声音都漏不出去。
“听说军需库那边出事了，丢了不少东西。”一个人的声音，像是刚从外面回来，嗓子还有些发干，像是赶了很久的路。“电台，药，全没了。库房锁好好的，窗户也好好的，东西自己长腿跑了。”另一个人压低了声音，像是怕有人听见。
陈默擦账本的手指顿了顿，指尖蹭过泛黄的纸页，留下一道浅灰色的印子。他没抬头，手里继续翻着账本，页边折起的角被指尖反复摩挲，慢慢平整下去。
“日本人疯了，全城都在搜，挨家挨户地敲门，说要找出吃里爬外的人。”第一个说话的人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瓷杯磕在茶托上叮的一声，“我路过城门的时候，看见岗哨加了一倍，每个进城的人都要翻行李，连挑粪的筐子都要戳开看。”
另一个人捏了颗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咯吱响，声音压得更低了：“那批东西本来下周就要运去前线，这下子前线的鬼子要骂娘了。我刚才看见那个守备队的少佐，拿枪顶着军需库库长的脑袋，脸都绿了，连扇了人家好几个耳光，说要是找不回来，就要把他拉去城外枪毙。”
“东西能哪儿去呢？真邪门了，锁没坏，墙没洞，这么多东西说没就没了。”
“谁知道，说不定是城里哪个不长眼的绺子干的？”
“瞎说，绺子敢碰日本人的军需库？借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我看呐……”话说到这儿突然顿住，那人抬眼往柜台这边扫了一下，又端起杯子喝茶，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陈默翻了一页账本，没有抬头。
第二天，消息传得更广了。几个常来茶行的熟客也在议论，说华北方面军后勤部的人急得跳脚，电报发了一封又一封，车轱辘话来回讲，翻过来覆过去还是那几个字。有人说那批电台是刚运到的新货，连箱子都没来得及拆，还没在账本上落稳就已经不见了。
还有个在伪政府做事的人来喝茶的时候低声说：“军需库的人都被叫去问话了，看门的、管库的、巡逻的，挨个审了一遍。听说有个小队长已经被撤了职，走的时候连大衣都没让他穿，帽子也摘了，就穿着一件单衣站在雪地里。”
“不光是撤职的事。听说有人提议报到特高课去。”不知是谁在人群中添了一句，声音低低的，像是怕这话长了脚自己跑了。陈默端着茶壶经过，给其中一人的杯子续了水，动作不紧不慢的，茶水从壶嘴流出来，冒着热气，在杯中转了一圈才慢慢停下。
他放下茶壶走回柜台后面，把那几个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像把一粒石子压进雪地里，等雪化了再看它在不在。特高课。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那是南京的、上海的、北平的、全中国的特务机构。如果特高课介入，他们查的不只是失窃本身，还会查谁有作案的可能，谁在案发前后出现在军需库附近，谁有过类似的行踪。
当天晚上，酒馆里的气氛也变了。那几个常来的日本军官还在，但说话的嗓门比往常低了不少，像是在刻意压着什么，像一群人在一间不能大声说话的房间里各自坐着，偶尔交换几句目光。穿海军服的靠在吧台上，杯里的酒没怎么动，脸色铁青，像是刚被人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穿陆军服的坐在角落，双手撑在膝盖上，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墙上乱画。有一个人似乎想说什么，刚开了个头就被旁边的同伴按住了肩膀，那个动作很轻，但在酒馆昏黄的灯光下，像是在按住一块即将浮起来的东西。
陈默坐在老位置，面前那壶清酒还是满的，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液从壶嘴流出来，在杯中微微晃动。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夹了一粒毛豆放进嘴里慢慢嚼着，豆子在齿间碎裂的声音被四周的酒气和低语盖住了，像水面上一圈没有起波的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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