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谋划
松湖村的夜幕降临时，生产队的工分簿在会计手中发出诡异的嗡鸣。那本布满油渍的账簿，每一页都浸透着村民的血汗，纸页间蠕动着细小的黑影，像是无数被囚禁的魂灵在无声呐喊。18 岁到 50 岁的算全劳力，他们的指纹深深烙进泛黄的纸页，干一天计 10 个工分，如同用鲜血书写的契约；而17岁以下的半劳力同样干一天，就只能计的5 个工分，不过是命运施舍的残羹冷炙，在账簿上留下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痕迹。而像虞正清他们那种人，干再多活也只能是白干，没有一分钱的报酬。说白了就是“劳动改造”。
春节前的 “决分” 时刻，仿佛是一场残酷的审判。空气里漂浮着贪婪与恐惧交织的气息，村民们的瞳孔里倒映着工分簿上跳动的数字，那是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符咒。当会计用算盘珠子敲打出各家的总收入，算盘的声响在寂静的祠堂里回荡，像极了送葬的丧钟。那些工分富余的家庭，出纳手中递出的钞票泛着诡异的红光，10 元大钞上工农兵的头像竟眨动起眼睛，仿佛在嘲笑众生的痴狂。而超支的人家，眼神空洞得如同被抽走灵魂的躯壳，他们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成佝偻的形状，随着寒风瑟瑟发抖。
虞明家的工分簿是最黯淡的那一页。他父亲虞正清作为 “四类分子”，劳作时的汗水滴落在田地里，竟开出黑色的花朵，没有工分。那些花朵散发着腐肉的气息，根茎深深扎入泥土，仿佛要将整个家庭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母亲和奶奶的手掌布满老茧，她们的指纹在工分簿上重叠又消散，如同风中摇曳的烛火。16 岁的哥哥，半劳力的身份让他的工分记录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仿佛随时会被风吹散。
每年决分后，虞家的全年总收入不过是 300 多块钱，这个数字在账簿上显得那么刺眼，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当扣除粮油肉等物资的费用后，债务的数字如同疯长的藤蔓，缠绕着整个家庭。年复一年，债务越积越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家里的米缸总是见底，碗里的稀粥能照见人影；肉票在母亲手中摩挲得发皱，却永远凑不够买肉的钱。布票、粮票、肉票，这些小小的纸片，成了困住他们的无形牢笼，每一张都沉甸甸得如同巨石。
计划经济时期，买东西光有钱还不行，买啥都得配上“票”才行。什么肉票，粮票，布票，油票，还有单车票，电视票等等，应有尽有。人们怀揣着票证，在寒风中排起长队，那些票证在手中被汗水浸湿，又被冷风冻干，最后变得脆硬如铁。买米时，粮票上的图案会突然模糊，仿佛在嘲笑人们的渴望；买布时，布票的边缘会渗出暗红色的液体，如同鲜血。就连那辆象征富足的单车，车票上的图案在阳光下竟会变幻，时而变成狰狞的面孔，时而化作诱人的车轮。
正善叔的木匠铺里，木屑纷飞如大雪。刨子、锯子在无人操作时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当虞正清为建房的事发愁时，正善叔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决绝。他的手掌按在虞正清的肩头，那股力量仿佛能穿透皮肤，直达心脏。
“先下地基，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像是在对命运宣战。
“你怎么想办法？” 虞正清的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
正善叔望向堆满砖坯的场地，那些砖坯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每一块都像是沉睡的精灵。“我家本来也准备今年盖房子的，砖都打好了。现在你这边不是急嘛，我就明年再盖，先把砖和其他东西给你用吧！”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却在空气中激起一阵涟漪，仿佛打破了某种禁忌。
虞正清想要拒绝，却被正善叔的眼神制止。“别说了，咱们是兄弟。” 这句话如同重锤，砸在虞正清的心上。在这个疯狂的年代，这份情谊显得那么珍贵而耀眼。正善叔的砖坯，每一块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此刻却要拱手相让。那些砖坯仿佛有了生命，在月光下轻轻颤动，发出细微的嗡鸣，像是在为这份情谊欢呼。
然而，这份帮助却像是一把双刃剑。当正善叔将砖坯运到虞家时，村里的风言风语如同毒蛇般蔓延开来。有些人的眼睛里闪烁着阴冷的光，他们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成告密者的形状。虞正清站在新砌的地基旁，看着那些承载着希望的砖坯，心中却充满了恐惧与不安。他知道，这份情谊可能会给他和正善兄弟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但在生存的重压下，他又别无选择。
夜晚，虞正清躺在破旧的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仿佛是命运的狞笑。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白天的场景：正善叔坚定的眼神，母亲和奶奶感激的泪水，哥哥默默帮忙搬运砖坯的身影。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悲壮的画卷。他握紧拳头，暗暗发誓，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险阻，他都要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情谊，为家人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特别是想到这几本比他的性命还重要的《虞氏族谱》没有一个安全的存放之地时，更加坚定了他盖房的决心，趁着建房的机会，他得把这个宝贝埋藏在房子底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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