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嗡鸣。
沈铭那句反问，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撞在每个人的心上。这问题太过尖锐，也太过真实，它绕开了所有关于制度设计的理论辩论，直接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剖开，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在座的都是媒体人，他们见过太多浮于表面的歌功颂德，也写过太多不痛不痒的批评监督。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直白的开场。
这不是一场恳谈会，这是一场审判。
审判的不是沈铭的改革，而是那个催生了这场改革的、沉默了太久的旧秩序。
宋思明清瘦的面容上，那双锐利的眼睛微微眯起。他扶了扶金边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没有回避，直直地迎上沈铭。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将视线重新落回桌上那两份名单。
那一个个名字，一串串荣誉，和一个个凝固了的职位，像一组组无声的密码，揭示着一个组织的沉疴。
“一个有问题的现状，并不能成为另一个潜在问题诞生的合理解释。”宋思明终于开口，声音依旧清冷，却比刚才多了一分凝重，“我承认，你所展示的现象，在我们的体制内，普遍存在。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必须采用一种‘休克疗法’？为了激活一部分人，就用‘淘汰’的恐惧去鞭策所有人。这种管理方式的副作用，你评估过吗？”
他没有纠缠于“人性”的定义，而是将矛头转向了“方法论”。这是一个更高明的攻击角度，承认你的前提，但质疑你的手段。
“宋老师，您说的‘副作用’，我理解。”沈铭点了点头，没有丝毫被问住的窘迫，“但我想先讲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就来自名单上。”
他拿起那份名单，目光在上面扫过。
“张建华，乡镇农技员，今年四十九岁。二十八年前，他从农校毕业回到家乡，就扎根在了农技站。清河县最早那批大棚蔬菜的技术，就是他带着两个同事，骑着自行车去隔壁省学回来的。为了改良一块盐碱地，他能连续一个月吃住在地头。他发表在省级农业期刊上的论文，不下五篇。他带出来的徒弟，有三个后来都提拔成了其他乡镇的副镇长。而他自己，二十八年，还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
沈铭的声音很平缓，像是在讲述一个邻家大叔的故事。
“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写汇报，不爱参加饭局，更不懂得去领导家‘坐坐’。他觉得，把地里的活干好，就是最大的本事。可现实是，他的本事，没能让他挪动半步。去年，他儿子大学毕业，考上了南方的公务员，死活不肯回来。张建华喝多了，拉着我们一个下乡的同事，哭了一晚上。他说，他对不起儿子，没给儿子做一个好榜样，让他觉得，老实干活，是没出息的。”
会议室里，气氛愈发沉重。一些年轻的女记者，眼圈已经微微泛红。
“第二个故事，关于离开的人。”沈铭翻到第二张纸，“陈曦，政法大学的高材生，五年前考进我们县法院。业务能力极强，逻辑缜密，能言善辩，是公认的好苗子。她来了三年，院里积压的民事纠纷案，被她带着几个书记员清掉了一大半。可三年前，她考走了，去了省高院。她走的时候，我去送她，我问她，清河不好吗？”
沈铭顿了顿，仿佛回到了那个送别的车站。
“她跟我说，沈主任，清河很好，人也很好。但这里的天花板太低了，也太硬了。她看得见自己四十五岁的样子，大概就是现在的庭长，每天泡着茶，看着报，等着退休。她说她怕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她说，她还想再蹦一蹦。”
“蹦一-蹦。”
这三个字，像三根针，扎在了在场所有年轻记者的心上。谁不想再蹦一蹦？谁甘心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就活成五十岁的模样？
“各位老师。”沈铭放下材料，环视全场，“一个让老实人觉得‘没出息’的环境，一个让年轻人觉得‘没希望’的环境。请问，这样的环境，我们是应该小心翼翼地去维护，生怕一点改变会破坏它的‘稳定’，还是应该用最大的决心，把它彻底砸碎，重建一个风清气正的生态？”
“我们这场改革，考核是表象，淘汰是手段。真正的核心，只有六个字——能者上，庸者下！”
“我们就是要让张建华这样的人，不用去跑官要官，就能凭着实打实的业绩，得到他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我们就是要让下一个陈曦，下一个王浩，在清河这片土地上，能看到蹦一蹦就能够得着的天空！”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在会议室里回荡。
“这，才是对干部最大的‘人性’！这，才是对一个地方的未来，最大的负责！”
宋思明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向后靠了靠，靠在了沙发的椅背上。他握着钢笔的手，不知何时已经松开。他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眼神里充满了复杂。
他见过太多夸夸其谈的官员，也见过太多谨小慎微的官僚。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敢于将体制内最深层的脓疮，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当众揭开。并且，还能为这决绝的动作，赋予一层理想主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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