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刚亮，王汉彰就醒了。香港的清晨天亮得很快，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的光几分钟前还是灰的，再一转眼就变成了淡金色。
他把那封装着船票和密信的信封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检查了一遍，又塞回去。走到卧室门口，他看了一眼赵若媚。她侧躺着，被子拉到肩膀，一只手搭在枕头上，头发散在脸侧，呼吸很均匀，还在睡着。
他又走到母亲房间门口，房门关着，门缝里没有光透出来。他站了几秒钟，没有敲门。头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该说的都说了，现在再敲门，老太太又该睡不着了。
他走到客厅，把提前写好的字条放在茶几上，字条上用钢笔写了几行字——“我已动身，你们保重。到了天津会拍电报回来。”他把字条用荔枝盘压住一角，拎起手提箱，拉开门走了出去。
院子里两条牛头梗还在窝里趴着，母狗抬头看了他一眼，公狗把下巴搁在前爪上动都没动。鸡蛋花树下又落了一层新花瓣，白色的，在灰白色的石板地上格外显眼。他在门口站了两秒，把铁栅栏门轻轻带上，从院子里走了出去。
香港的清晨很安静，街上没什么人，路边的店铺都关着门，卷帘门上印着露水洇湿的痕迹。天边从深蓝变成灰白，再从灰白变成橘红，海面上有一两只早起的渔船，马达声突突地响着，又渐渐远了。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在晨光里是灰蓝色的，浪不大，船过去的时候只带起一道浅浅的白沫。
中环码头上已经有人在排队了。大多是赶早班船的乘客，有穿着西装拎着皮包的商人，有带着两三个孩子、手里还拎着网兜的女人，有独自一人、两手空空、脸上一副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的年轻人。
码头上空气潮湿，带着海水的咸味和柴油味，检票的船员站在舷梯口，用英语喊着“排好队，不要挤”。王汉彰把船票递给他，他看了一眼，在票上用打孔机打了个眼，示意他上船。
他找到自己的舱位，把行李放好。舱室比夔州号上那个更小，四张铁架床挤在一起，上下铺，床头贴着编号和乘客姓名。他没有在舱室里多待，放好东西就上了甲板，靠着船舷抽烟。
船快开的时候，码头上又来了几个迟到的乘客，拎着箱子跑得气喘吁吁。最后一个乘客上了舷梯之后，船员把舷梯收起来，铁链哗啦啦地响了一阵。
汽笛响了一声，船动了。他站在船舷边，看着维多利亚港的两岸慢慢往后退。跑马地的山坡上还有零星的灯火，黄澄澄的，像散落在山坡上的碎金。他知道其中有一盏是从他家的窗户里透出来的，虽然隔得太远已经分不清是哪一盏了。他没有挥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个方向。
船开远了，整个香港岛慢慢融进了晨雾里，看不见了。他转身走回了船舱。
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
天气不错，海面平静。除了第一天下午有一阵小雨，吹了半个多小时就停了，剩下的时间都是晴天。天是浅蓝色的，海是深蓝色的，中间那条线笔直，像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样。偶尔有几只海鸥跟船尾飞一阵，绕几圈就飞走了。
船上的乘客极多，一艘可以载三百人的客轮，大概坐了六百多人，几乎超员了一倍。大多数人白天都待在甲板上，有人坐在长椅上打盹，有人趴在栏杆上看海，有人用铅笔画素描，画了一阵又擦掉重画。
王汉彰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站在船头，看着前方。他不太跟人说话，也不看风景，就是站着，像个被打磨过的钉子一样钉在船头栏杆旁边，手里夹着一支烟，有时候点上了，忘了抽，烟自己烧完了。
第二天下午，船经过一片海域时——大概在福建外海——王汉彰看到远处的海面上有灰色的影子。不是陆地，是船。好几艘船，排成一条线，由南往北航行。
他掏出随身带的小望远镜。望远镜是军情五处配发的，小巧，能折起来放进口袋里，镜片上有细如发丝的十字刻度。透过望远镜看过去，那个方向是四艘日本军舰，三艘驱逐舰围着一艘巡洋舰，正在编队北上。灰色的舰身切过海面，舰首劈开的浪花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
舰队和商船之间隔着十几海里，彼此没有靠近，也没有发信号，就那么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各自走各自的路。但甲板上还是有人围了过来——先是两三个，后来七八个，趴在船舷边上看。没人说话，就站着，看着那支舰队变小，最后消失在远处的海雾里。
第四天早上，轮船应该按计划靠泊吴淞口码头。但天刚亮的时候，船就停了。不是靠岸那种停——是漂在海上，轮机偶尔转两下又停掉。王汉彰能感觉到船身那种不均匀的震动变了，不再是匀速航行时那种持续的嗡嗡声，而是一会儿轻一会儿重，螺旋桨搅动的水声时有时无。
他听到甲板上有人在跑动，脚步声从船头跑到船尾，又从船尾跑回船头，急促的，皮鞋底敲在铁甲板上的声音很脆。他穿上外套走出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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